张学良将军同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联共抗日的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后，该军大部分开赴正面战场，对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其中一部分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锻炼走向新生，参加了人民军队。对于这个剧烈动荡、复杂斗争的过程，我亲历了其中的若干历史场景。
2·1当了张少帅的“学兵”
我们一道从北平去西安到东北军的有约一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党在北平及天津等地动员和组织的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不少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其中还有“民先”①【①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学生游行示威被镇压后，针对当局采取提前放寒假等办法破坏学生运动，北平市学联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宜传团继续抗日救亡运动。这批学生骨干克服了很多闲难，在南下途中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在任丘县莫洲（镇）辛宜庄被国民党警察和便衣包围，突围的同学又在集合地点——保定的一所中学再次被包围。在宣传闭的大会上大家议论：从保定城内突围不容易，我们会被武力押回北平，但我们的组织水远不能散。有位同学提议将这个组织改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得到全体同学同意，并推选出筹备负责人。】的创始成员；有少部分是党的地下工作骨干，与我的情况类似，因形势所迫，继续留北平活动有困难，改派到东北军中工作。在党组织通知我去西安的次日上午，我们在西直门车站集合，登上一列闷罐式军车。我们坐的几节车厢里都有东北军军官带队。大家在车上，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马赛曲》、《国际歌》等进步歌曲，纵谈抗日救亡的事情。时值髙尔基逝世不久，我们就在车上举行纪念会。归侨革命青年张岗同志，画了好几张这位革命大文豪的头像，分送各车厢。久经白色恐怖的我，此时感到很大的解放，似乎连车外的天空都高了些。呼吸着这自由的空气，我更加想念在北平领导我的谷景生同志。左联和学生运动是他领导的两条线，这两路人马今天会合了，而他却不能同我们一起分享这自由和欢乐。
到西安后，我们住进东北军学兵队的驻地——东城门楼。当时，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在经历了曲折道路之后，正在步入新的里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大举入侵，蒋介石却命令张学良“不抵抗”，使东北军拱手让出家乡。1933年，热河复陷敌手，张充当了蒋的替罪羊，被迫下野出洋。1934年初，蒋急于应付福建事变，又让张回国率东北军“剿共”，先在鄂豫皖，1935年下半年调到西北。这时日寇已踏进察绥，渗入华北，东北军广大将士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深感国破家亡之痛，遭受蒋系部队歧视侮辱之苦，举国谴责之愧，郁积种种愤怨，特别是在工农红军强大政治攻势下，军心涣散。他们在陕北“剿共”三月，垮了三个师。蒋介石落井下石，趁机铲除异己，取消了被歼部队番号，减发军饷，连张学良为阵亡者申请10万元的抚恤金，也不予批准。我党适时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促成在西安出现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工农红军联合抗日的局面。
学兵队是张学良为了实行联共抗日、改造部队而举办的。东北军原是奉系军阀部队，腐败堕落得厉害。老一派军官吃空额、扣军饷（时称“喝兵血”）很普遍，不少人嫖、赌、抽大烟。我到东北军后，还看到有个旅长用驴驮着暗娼行军。对部队这种状况，张学良先前就认为不行，很注意擢用年轻的新派人物，黄显声、常恩多、吕正操、万毅等就是其中之著。他下决心联共抗日后，对解决这类问题更感迫切。1936年4月，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在洛川会谈时，张就要求共产党给他派干部，恩来同志建议他自己培养。当年6月，西安成立王曲军宫训练团，张、杨分别任正副团长，轮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营以上军官。与此同时，张学良采纳我党的建议，同意吸收知识青年开办学兵队。对学兵队，张是作为他的军官学校来办的。他说，军官学校都是中央统一办，南京不会同意我们办，学生当兵总可以吧！就办个学兵队。对这件事，我党负责领导东北军兵运工作的北方局给予了大力支持，先后介绍了三批抗日爱国青年、民先队员和地下党员到西安参加学兵队。我们第一批是8月份到的，有110多人，起初就叫学兵队，第二批学员来到前改称一连。郭峰、乔晓光、任志远、王一平、王西萍、曲经、徐瑞林、张岗等同志都在这个连。随后以同样的方式，10月间从北平丙直门火车站乘军列又来了第二批学员，约100余人，其中有我熟悉的北平左联的伍志纲、秦川同志，他们编为四连。第三批于11月中旬组建，先到的是几位（经上海、北平辗转而来的）广州进步学生，更多的是（我党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等西安各救亡团体介绍来的学生和东北军军官的一些子弟，编为三连，人数约60多。安志文、吕志先、罗立斌等属于这个连。北平党组织曾为学兵队第三次组织学员200多人，但被国民党发现，不再批给东北军车皮。这批人改乘客车赴西安过程中因西安事变爆发而遭到国民党军队阻拦，最后到达西安的不多。截止到西安事变发生时，包括从战俘营解救的一二百名红军西路军失散的干部战士中吸收的王屏（李世宾）、魏国运、尹先炳、郭根堂、黄生科，三连共70多人。这样，参加学兵队的三期学员共约300多人，学兵队学员加上队部人员和部队派来的骨干共约370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党能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为东北军推荐数百名有较高觉悟的优秀育年，这也是北方局，特别是北平地下党实力的一次显示。
在当时的西安，学兵队处于半秘密状态。为了隐蔽起见，东北军把学兵队编制归在卫队二营。我们所住的东城门楼当时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因军阀战争对西安的围困和争夺，接近城墙的房子都被打平了，连城墙内都有很多农田。我们进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光头、换军装。管理很严格，对外实行隔离，只能在驻地和操场活动，不得上街。队长先是孙铭久，后调来一位副团长康博缨（鸿泰〉担任。下设连、排、班，排以上军官由东北军派来，军事班长均是二营来的军事骨干，学习班长从学员中选拔。党组织不公开，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支部书记先后由郭峰、任志远等同志担任。党组织派孔祥祯、李梦龄等同志任政治教宫，讲授《中国现代革命与抗日斗争》、《苏联革命与中国苏区》、《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刘鼎同志也来讲过课。正式开学安排在九一八纪念日，那天举行了纪念九一八事变大会。记得主席台上悬挂着象征东三省白山黑水图样的旗子，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刘澜波同志（党的东北军工委书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激起全场共鸣，我至今印象仍很深刻。
军事训练课目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测绘》等。从立正、稍息到队列训练，从投弹刺杀到打靶射击，从单兵战术到连排指挥，我们都学过。在高小和师范，我的体育都不错，所以军事训练我上手很快，但学习和生活军事化，我得有个适应过程。吃饭要集合整队进入餐厅，等值日官喊口令后才能一起开动，限15分钟，到时一声哨响，不管吃饱了没有，就算完成任务。我从小就有吃饭细嚼慢咽的习惯，很不适应这种吃饭方式，经常吃不饱。于是想了个对策——先拿个馒头藏起来，回去再补吃，不料一次被连长发现了，挨了训。我申述理由说，吃不饱肚子，怎么抗日？不知为什么，以后他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说实在话，当初我对被派到东北军学兵队还真有点儿想法，觉得一向搞文化界的工作，迥然不同地改变岗位是否合适？后来很快就理解了。当时的时代主流是迎接抗战，党员应当去抓武装。组织上建议我到学兵队后称自己是旅顺附近的人，那里的人口构成有相当多的胶东渡海闯关东的人，以至于当地方言接近胶东话。具东北人身份有利于在东北军扎根，我按组织的要求做了，确实有一定效果。与同来的进步学生相比，我们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人较早树立了扎根搞兵运的意识。
我在学兵队受到正规的军事训练，七七事变后又随东北军参加了华北阻击战和淞沪会战，经历了大规模战役和敌我短兵相接的锻炼，为后来在山东滨海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带兵打仗，奠定了基础。
学兵队是一支学武又习文的队伍，队员的文化素质普遍都比较高，经常大唱进步爱国歌曲，不仅创作了我们的队歌（王林词、梁彦曲），还有一首王林作词、徐瑞林作曲的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抗战时期唱遍了全中国。
学兵队的话剧组在用床板搭建的简易舞台上演出过话剧《中华的母亲》、《回春之曲》、《苏州夜话》、《喇叭》、《压迫》、《打回老家去》等。这后一出戏是王林同志编写的，剧中老汉由王建中同志扮演，连续演出了三次，效果强烈。观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看了戏的东北军士兵们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