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初，我回到北平。党组织通知我，要我把北平左联的工作抓起来，并让我找一家好一点儿的公寓作掩护，房租由组织上补贴。我在辟才胡同一家公寓里租用了一间比较宽敞的厢房，作为活动场所。我又同杨彩、魏东明、张甦平建立了联系。在我住的公寓里，我们秘密碰头，除了研究在北平如何开展工作以外，还准备与天津、济南的左翼文艺团体加强联系，筹备成立“北方文学会”。
正当我们努力开展工作的时候，1936年4月30日夜里，我被捕了。因为我住的这家公寓的正房里就住着一个特务。尽管我们行动谨慎，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同我一道被捕的还有王一平。他是1935年底组织胶东暴动失败后到北平，经过我接上党的组织关系的。那天晚上，他到我住处一直谈到夜半更深。他讲到我走后，胶东党的组织在昆嵛山等比较贫困的农村地区获得了较大发展。但由于常常与上级失去联系，也因为领导层有盲动倾向，所以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发动暴动使组织遭受了很大损失……
因次日是五一节，北平军警当局戒备森严，我怕他回去路上不安全，就留他住下來。大约下夜一两点钟，在一阵急促撞门声中，住在正房的那个特务带着几个反动军警持枪冲进来，肆意捜査翻检，抄去了一些文稿，把我俩押到北平军警督察处。北平军警督察处所在地，就是现今西安门大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那个大院。我和王一平被分别关在两间相对的小房里。5月1日上午，又有一个人被押送到我的牢房里。他一进来就大骂国民党，称我为“小同志”、“小老弟”，问我“是什么案子进来的”。我看他举止反常，很可能是个扯“红旗”耍苦肉计的家伙，就冷冷地说：“我是北大学生（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北京大学旁听生），从山东来北平念书的，夜里莫名其妙被抓进来，是什么案子我也不知道。”不管他怎么表演，我再不理睬。到了下午，他被叫出去了。
夜里，开始提审我。坐堂审问的人就是与我住在一个公寓里的那个特务。问来问去，要害就是“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当然矢口否认。那个特务说，你不是共产党？可你的朋友都是共产党，杨彩、魏东明都进来了，都招供了，杨彩是领导你的，你说不说都一样。我一听他说的不对头，心里更有底了：这个家伙什么情况也没掌握，玩的是诈供那一套。于是一口咬定：我是学生，你们抓错人了。特务说，你是学生，为什么写那些文章？我说，一是个人爱好，二是赚取稿费。那个家伙又说，你写的文章宣传共产党。我说，写的是小说，讲的是爱国。反正不管他怎么问，我就是不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就这样过了第一堂。
第二次审问我的，是个胶东口音的年龄较大的法官。似乎很讲究旧社会《六法全书》的那一套形式，先问姓名、籍贯、年龄、住址，语气比较缓和，不像那个特务装腔作势，吆三喝四。不管你凶狠也罢，和气也罢，反正我坚持说我是山东的穷学生，来北平借读大学，喜欢文艺，写点儿小稿赚钱吃饭，与王一平是好朋友，他来找我玩，被一同抓进来了。这个法官问了好几堂，我一再重复地对答这些话。他后来竟对我说，你这个青年，写什么小说，要好好地学点儿法律，有朝一日咱们吴大帅（吴佩孚，胶东蓬莱人）重新得势，我们胶东人跟上他就有希望了。王一平关在我对面的牢房里，通过各自门上的小圆洞可以相互看到。我每次过堂回来，都要找机会给他摆摆手表示没事，攥攥拳头寄意要有信心。一平同志很坚强，也很机敏。在被审讯时，不但没有暴露我俩的政治身份，而且对我编《泡沫》、《浪花》的事也未讲一个字。只说我在北平靠写文章糊口念书，他是我的同乡同学常有交往。我们说的一致，使敌人抓不到把柄。押了十几天，过了几次堂后，他们就叫我们找保释放。要我找保的还是那个法官。他还一再解释为什么要取保，怎么取保。我说，我是个穷学生，只身来北平，朋友很少，哪里去找保！我无罪被捕，要不你们就放人，要不你们还押着。这个法官出主意说你在山东会馆住过，那里头有人可以保你吧？”我一想会馆里看大门、烧开水的张老头，同我很谈得来，就说这个人可能愿保，那你们得先放王一平，让他出去找老张商量。就这样，王一平先出去找老张，开了一张盖有山东会馆戳子的保单，我俩得以获释。
这次我所以能够脱险，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反动当局没有抓到什么证据，特别是没有发觉我和《泡沫》、《浪花》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难以过关了。当时怎么也想不到，31年之后，这次被捕却成了我很大的麻烦。1967年五一节前后，造反派在北京大街上贴出了“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标语，重新提起这桩旧案。王一平同志因此也受到牵连。因为查我这段历史问题，我受到造反派不知多少次审问和批判，历时两年之久。他们跑了大半个中国，据说花了数万元的路费。当时看押和审讯我的警察、法官都被找到了。调查中，有人以“立功赎罪”为诱饵，示意这几个当时还被管制的人出具我“叛变”的证明。这几个国民党警察、法官说，他们在旧社会犯了罪，在新社会不能再嫁祸于人犯新罪，都证明我“口未吐实”。
从军警督察处出狱后，党组织通知我已不适宜继续在北平工作，准备转移到外地去。我另外换了个住处，隐蔽起来等候分配。从这时到8月离开北平，党组织还交给我一项任务。那是6月底或7月初，党的交通员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在某条街口有人同我接头，并详细交代了接头的暗号。
我于次日按时前往，照事先的约定，我左手肘部搭着一件长衫，右手拿着一本卷起来的报纸或者是杂志。接头的领导同志对过暗号后，指示我第二天去北京大学参加一个讨论文学方向的集会。我说，我尚未恢复在左联的工作。他说，这是党组织的委派，这位上级说话语气很坚定，带有一种权威性。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工作后接触过李雪峰，立刻联想到当年那个接头布置任务的人，应该就是他。
去沙滩北大参加集会那天，在约定地点接我的是秦川同志。他把我领进会场。参加这个讨论会的有北大的学生，也有校外的青年，人数不少。讨论的内容是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有的赞成前者，有的主张后一个提法。各抒己见，争得很激烈。会议结束时，要我发言表态。我说，讲清楚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的事，现在时间已晚，以后我们再开会讨论一次，我愿在下次会上讲讲自己的看法。会议就这样收了场，以后也没有再开。我内心是赞成“国防文学”这个提法的，因为它明确简练，动员团结面广，符合当时抗日救亡形势的需要。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左翼文坛旗手鲁迅先生提出来的，我对之不能公开地说不同意。多亏当时没有讲出自己的看法，否则，在“文革”中，我的“罪名”还得加一条“鼓吹‘国防文学’”。
到了8月初的一天，接党组织通知：立即做好准备，明天乘车去西安，到东北军工作。我孤身一人，行李一件，说走就可以走，没什么要准备的。但是欠了公寓十几块钱的伙食费，囊中羞涩，实在付不了账，无奈只得不告而去。1955年，我调北京工作，还特意去找过那家公寓，希望给以补偿。星移物换，那里连原来的房子都没有了，房主更不知去向。我对此一直感到有负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