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底或8月初，我到达北平。其时，日寇的铁蹄已经蹂躏热河，进犯察绥。国难当头，蒋介石一再对日妥协退让，却疯狂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他的侄子蒋孝先①【①当时都说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现从蒋介石孙子蒋孝勇、蒋孝严等的名字來看，蒋孝先似应为蒋介石侄孙。】当团长的宪兵三团在北平进行大捜捕，我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要找的一个主要关系——北大学生李琴吾（他原在文登乡师教国文，后回北平上学）怎么也接不上，其他几个关系也找不到。我同党失掉了联系，陷入了困难痛苦的境地。我有个姑父，是朝阳大学的学生。经过他的帮助，我住进山东会馆，进了山东同乡会办的山东高中读书，寻个合法身份作为掩护。
我到北平是找党的，四处奔走找关系，对学校里的功课应付得过去就可以，有时间还常跑图书馆借书看，成为北平图书馆的常客。除了读中国现代进步作家的作品以外，我又读了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日本厨川白村的《走出象牙塔》，苏联的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还读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日本河上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书。这样过了半年，钱花得差不多了，我就写些小说和小品文向《华北日报》、《北平新报》投稿。第一篇小说是以渔民的反渔霸斗争为题材的。目的是赚点儿稿费糊口，也想通过这种办法以文会友，从进步朋友中找关系。还真被陆续刊登了几篇，每月能搞到三四块钱的稿费，够过吃烧饼油条度日的生活。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设法搞到了一张北大文学系的旁听证，去听《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等课。这样又过了半年的样子。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领稿费时，我遇到了一个读过我的文章的投稿者，交谈起来颇为投机，便开始了交往。他叫王云和，后来他又介绍我认识了吕夔龙。他俩都是艺文中学的学生。他们说我写的东丙多是反映农村现实的，符合普罗文学的需要，常找我聊天谈这些事情。我们逐渐成了好朋友，我感到通过发表进步文学作品、结交进步文学青年来找党组织的目的快实现了。
到了1935年夏天，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对日妥协，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出卖华北主权。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出华北，宪兵三团也撤走了，由西北军宋哲元主持平津一带的政局。白色恐怖相对减弱了一些。这个时候，吕夔龙、王云和给我介绍了一位“朋友”，要我同他深谈。这个“朋友”就是谷景生同志，他当时实际上是北平地下团委书记。我同谷在中山公园见了面，以后又约会了几次。通过交谈，我感到他政治见解颇高，是有来头的。接触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试探地向他提出要找组织。他便仔细询问了我过去的经历。后来我们互相摸底地又谈了几次。终于，他要我把自己的情况，包括入党前后、文登乡师的情况，为什么离开胶东到北平等等详细写个东西，由他转给他的“朋友”。不久，他通知我：党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同他直接联系。这已是1935年秋季了。
我恢复党的关系后，谷景生同志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他说，北平的党组织，经过宪兵三团的破坏，文艺界没有几个人了，要重新组织力量，可以办个文艺刊物，由他挂名，我做实际工作。这时，王云和、吕夔龙办了个叫《泡沫》的杂志，我参加了进去。经费主要是吕夔龙筹集的。他父亲在大汉奸殷汝耕手下当官，有点儿钱。编辑部开始就设在吕的家里。参加办这个刊物的还有北师大的学生杨彩（笔名“史巴克”）和清华大学的学生魏东明。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黄碧野，他的处女作——《窑工》，就是在《泡沫》上发表的。
谷景生同志为我恢复了组织关系，我是非常感激的，找到了党使我这只孤雁又重新归队，精神更加振奋，写作也更加勤奋。
以这个刊物为阵地，我们逐步与一些进步文艺刊物和进步青年发展了联系，如伍石甫、秦川办的《榴火》，路一办的《大路》（《世界日报》副刊），还有木刻家金肇野（《北平新报》副刊编辑）、王大化等人。大约在当年11月间，谷景生找我和杨彩开会，说党组织决定健全北平左联，由他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杨彩任宣传委员，要我负责联系一些学校的进步文艺团体。由此，我又结识了北京大学的魏伯，朝阳大学的张甦平，中国大学的鲁方明、王西彦等人。北平左联与上海左联都是党推动建立和领导的，但两者没有组织联系。上海左联是以鲁迅先生为首、由茅盾等一批著名作家组成的，在全国影响很大。北平左联则主要由进步文艺青年和几位青年作家组成，有几位进步教授和老作家虽然参加了组织，但为了安全起见，党组织没安排他们公开活动。当时北平左联和社联、语联（研究推广世界语）、剧联、教联等党的外围组织，都在党的北方“文总”统一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文总”负责同志张苏曾经约我谈过话。
北平左联是秘密的，它的任务是在进步文艺团体和文艺青年中开展工作。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有时用“青年作家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名义在社会上进行活动。当时中国大学有个“文艺青年协会”，由鲁方明、王西彦负责。我们觉得他们这个团体的名称比我们的好，政治色彩较淡，可以作掩护，不称“青年作家”只称“文艺青年”可以广泛团结人。为了组成更有力量的进步团体，我被委托找他们谈判两家合并的事情。大家都有这种愿望，一谈就成了。合并后的团体更名为“文艺青年救国会”。成立大会是在中国大学礼堂举行的，除原来两个组织的代表讲话以外，还请燕京大学的张申府教授到会致词。
为了保护北平左联组织，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党组织指示我不公开参加这一活动。1936年2月，谷景生同志被捕，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信任和崇敬，相信他有丰富的经验对付敌人，绝不会让他人知道左联和《泡沫》的底细。但形势越来越紧张，《泡沫》杂志办了四期就被査封了。我们把它改为《浪花》继续出版，寓意是：“泡沫”和“浪花”可以反映和象征革命的大潮。但是不久《浪花》又被查封了。北平左联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
今天，每当读到毛主席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总感到非常亲切，使我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虽然我的师范学业中断了，可我感觉在北平又上了一次大学，这不仅因为我常到北大听课、常在北平图书馆读书，而且北平左联这个文学青年的组织使我接触到的多是大中学生，一样有一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感觉。我在这所“大学”里不仅学到了许多文学知识，还通过与社联、语联朋友的交流学到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并初步掌握了世界语。
在北平左联期间我所结交的文学青年朋友，有的在革命的道路上一直能互相支持、患难与共。比如秦川同志（后来又与我一起到东北军学兵队），在改革开放时代我负责筹办特区等工作时，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的秦川同志顶住压力，积极配合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舆论上给特区的试验及沿海地区的开放以很大的支持。再比如作为国家建委副主任（并曾任建材部部长〉与我共事的宋养初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毫不动摇地“保谷牧”，坚信我决不是造反派所说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当初我在北平左联时，他是个孤傲的文学青年，组织上安排我去跟他谈话，我们从文学切入，躺在北平图书馆(现北海公园西侧）的草地上纵论天下大事，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曾任国家物资部部长、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当初是北大地质系学生，曾在《泡沫》上发表过诗歌，①【①袁宝华当年描写河南民工挖河的诗：“泥水里忍不住饥肠万转，泪泉模糊了我困乏的双眼。命运的恶浪冲击着生活的漏船，从心底我暗自咒骂昏聩的老天！……”有者典型的北平左联时期《泡沫》等刊物的作者追求普罗文学的风格。】还协助魏伯组织过《浪花》的稿件。我对这段历史印象模糊了，年富力强的时候与他在经济战线上共同战斗了三四十年都无暇顾及，进入了老年有一次我生病住院，宝华来看我才谈起这些，帮我忆起了许多往事。北平左联时期的朋友们后来有的成为艺术家、教育家，解放后我们也逐渐恢复了联系（如杨彩、魏东明等同志）。我和牟峰是北京人艺的老观众，有一次跟人艺的朋友聊起来得知，著名导演夏淳当年就是《泡沫》、《浪花》的忠实读者，那时杂志上的一些好文章他还记得清清楚楚。这真是一种难得的共同语言了。后来夏淳和夫人刘华常常同我们夫妇为此而小酌。
我退休后有研究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学史的学者找我，欲整理我当时的作品。因年代久远，又因当时有的文章是我帮别的同志写的（以使其与文学青年接触时更加方便），现在已记不清楚了，所以很难作一个清晰的总结。我当时大概用过六个笔名：谷牧、牧风、曼生、曼、子颖、景希，这些笔名中有个别的好像也有别的青年作家用过。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当时的作品是不太成熟的，而且在找到党组织之前，有的作品带有赚稿费糊口的性质，所以我并未积极支持学者编我的文学作品集。1997年12月28日我给《左联词典》主编姚辛同志复信，一方面证明“牧风”是我的笔名，同时声明我不是作家，要求他们的书不要提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