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走上革命道路
1931年秋冬之交，我被吸收加入共青团（CY)。当时，我是山东省荣成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我能在那时就加入革命组织，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党胶东的地下组织在最艰苦的历史环境中一直坚持革命斗争，为进步青年投身革命创造了政治条件。
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山东党组织是有点儿名气的。早在党的创建时期，党的一些先驱者就在山东传播马列主义，进行建党活动。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都是党的一大代表。大革命失败以后，山东党组织坚持在济南、青岛、曲阜、枣庄和胶东等地进行艰苦的地下斗争。我的家乡胶东半岛是我国北方经济比较富庶的地区，也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无产阶级诞生较早。烟台、威海、青岛海运直通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及日本与朝鲜。信息灵通，得风气之先，文教事业比较发达，人们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这里素有反帝爱国的传统。甲午战争中反击日本侵略者，辛亥革命时树立义旗，1919年反对日帝强租胶州湾。当地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洗雪国耻的意识比较强烈。我党1927年就开始在胶东地区开展工作。党的组织，最初是党派遣平津的共产党员去建立的，并与平津党组织直接联系。
20世纪30年代初，统治山东的是有西北军背景的韩复榘，虽然他被蒋介石收买而背叛了冯玉祥，得了个山东省主席的位子，但与蒋介石并不是一条心。况且管辖胶东的地方军阀是刘珍年，韩复榘的势力也控制不了他，胶东基本处于半割据状态，白色恐怖相对来说不是很严重。这种形势，有利于党开展活动。刘珍年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在烟台办了所芝罘军校。党先后派彭雪枫、曾希圣、李楚离等同志到这所军校建立地下党组织，领导革命活动，使之成为党在胶东的重要战斗基地。此外，党还在烟台八中、烟台毓璜顶中学、莱阳师范等学校发展党员，开展工作。当时，在我家乡许多中学甚至小学虽没有党的组织，但师生中也涌动着进步思潮。在我这一代人中，像王一平、曹漫之、丛烈光、邢礼文、张从周、李耀文等许多同志，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接受了党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
当然，我能在当时参加革命组织，又与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是分不开的。我是1914年9月出生于威海卫宁津所（现为荣成市宁津乡）东墩村一个农民家庭。家乡的地名带有明朝沿海抗倭时遗留下来的卫、所等军事设置的特点，村里明代留下来放狼烟的烟墩，是我儿时与小伙伴们经常玩耍的地方。
由于家乡地处胶东半岛东端、三面环海、得渔盐之便，只要勤劳，一般人家都能生活下去，甚至还能置下一点儿产业。一贫如洗的人家在荣成是比较少的。可是在那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年代，由于“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多数人家都在走下坡路，有的陷入了穷苦困窘的境地，许多人不得不闯关东，或者渡海到朝鲜、日本等国谋生。我家的祖上是富农，有四十来亩地，家里的劳力全部参加劳动，并雇了长工。但到我祖父这一代，却日见衰落，经常卖地，土改时我家被划为中农。我祖父上两代是单传，祖父兄弟二人，下面两代一我的父亲和我又是单传。我“既无叔伯，终鲜兄弟”，九岁丧父，可谓“伶仃孤苦”。袓父是个农民，识字不多，连记账都不大行。由于“门衰祚薄”，家境萧条，常受大户人家的欺侮。记得孩童时代，祖父常带我到田间地头看我家的田地被邻户侵犁地边甚至挪动地界石的情况。祖父总是为此摇头叹气，对我说：日子再艰难，也要供你读书，支撑起咱这个家。
我的外祖父王东堂，家住荣成石岛以东海域镆鎁岛上的王家庄，是个秀才，很有点儿旧学问。听说他到省城参加乡试只因心情过分紧张，手发颤了，未能写好文卷，失去了中举的机会（清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他很喜欢我，对我这个外孙特别照顾。他在镆鎁岛办了一所私塾。他对我说，你要想读书，我包了。7岁时，我就到他那里就读，受到了严格的私塾教育。每天上学先向孔子牌位作揖，再向教师一我的外祖父行礼，然后坐下来读书。我从《三字经》、《百家姓》读起，依次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书经》是选读的，还学了《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寨》上的许多篇古文，也念了一些唐诗。至于宋词，当时被视为轻薄艳作，私塾里是不让学生读的。外祖父教书采用的是传统老办法，先教识字，再让你囫囵生吞式地背诵。我这样读了三年才开讲。他的讲解完全依照朱熹的诠释体系，比如《诗经》第一首诗《关雎》，本来是首情歌，他偏偏解释为“求贤”。他开讲之后，就教我写文章。我也在他的督导下学习书法。外祖父总的来说是个旧式文人，但他也并不拒绝新事物，他还给我教了些白话文和算术。
在这所私塾读书的学生，除了外祖父的族内子弟（其中有我的几个表兄弟），也有其他姓氏和其他地方慕名而来求学的子弟。论学习成绩，我最好，外祖父很得意，常带我出去游学。所谓游学，就是当地一些知识分子聚会谈论学问文章之道，或是各私塾的教师带领优秀学生互访。每有这种场合，外祖父就把我带去，同那些先生们一起对对联、作诗文。家乡有处名胜叫朝阳洞，有一次我游毕归来作了篇游记，现在记不大清具体内容了，只约略记得根据先生要求末尾附的几句骚体赞名山一览兮胜地遍游，日光反照兮不归何求，归来爰笔作记兮愿以致之名流……”那年我13岁，当时这篇东西在我们当地的读书人中还引起了小小的反响，许多人都知道“刘家语”——这是我当时的名字。按我们的族谱，我这一代是“家”字辈。我在同辈人中是个小弟弟，许多好字都被族兄们的名字占用了，很难找出个不重复的适当的字。因此，外祖父独出心裁，想给我起个别致的名字——叫“家贫”，另字“扶之”。祖父不同意，说我家已经穷得这样子了，还“家贫”！后来援引《孔子家语》这部书名，改为“家语”。
到了15岁，外祖父说，我能教你的东西已经讲得差不多了，你爷爷要是还让你读书，就去外面上学吧！我也觉得一些与我同年上了洋学堂的人，比我的知识多，也想去上洋学堂。于是，祖父就让我到威海卫报考初中。报名时，人家要査验我小学毕业的文凭。我哪有小学毕业文凭！就申述理由说，你们可以考试，我一定考得上。好说歹说就是不行，无奈进了荣成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从五年级读起。这是1930年春天的事。
在镆鎁岛外祖父家七年严格的私塾教育，不仅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而且那个海岛也使我了解了渔民生活，习得了良好的水性，跟乡间武师学了一些武术（还曾专程到石岛观摩武馆武师的演练）。岛上生活历练了我的意志。镆鎁岛以古代名剑命名，是一个长长的像宝剑一样的海岛。这个岛原来只有退潮时可以走滩涂及蹚水到陆地，解放后修了一条路，海岛与大陆相连成为半岛。封闭在这个岛上读书，可以说是七年磨剑。有了扎实的“童子功”，后来上学我都比较轻松，腾出许多时间大量阅读进步书籍，探索救国道路。
记得离开镆鎁岛前我曾小试锋芒。那时没有天气预报，大风暴来临时人们只知道到龙王庙烧香磕头，祈求龙王显灵保佑出海的亲人平安归来。但在狂暴的大海面前，“龙王”亦无能为力，常常有渔民葬身鱼腹。为了不让乡亲们再烧这些无用的香火，我叫上一个姓汤的同学把泥塑的“龙王”抬出庙丢到坡下的海滩上摔得粉碎。
高小的那些功课，对于我来说实在用不着下多大功夫，到临考试前翻阅一下就能得到好成绩。由于功课负担不重，我便大量阅读课外书籍。从读《三国演义》一类的章回小说开始，逐步接触到郭沫若的作品。郭文髙亢激扬的革命热情，深深鼓舞着我。以后又读鲁迅的著作。当时我觉得鲁迅的文章深奥，几乎每一句都有耐人寻味的哲理，认为他这位文学家更像个哲学家。他的《狂人日记》，使我受到很大启示。“人吃人”——我联想到在农村中的见闻感受，苦苦思考着这个震撼人心的命题。从我挨欺受气的破落的家境，想到一个族叔被封建礼教折磨致死，想到在外祖父家那个渔岛上渔民困苦的境地，想到生计凋敝的农村……我涉猎的书籍，由小说逐渐扩展到社会科学著作。“人生”、“社会”、“救国”、“革命”这些词汇，逐渐取代了脑海里原来的“子曰”、“诗云”。课余时间，我还常常与曹漫之、邢礼文等几位志趣相投的要好同学，以及与后来不久结识的李耀文、胡葆缪等一些进步同学，一起畅谈天下大事和人生道路。如果说私塾教育给我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文化功底，那么这个期间的课外阅览则使我受到了新思想启蒙的教育。这时“抵制日货”运动，也推进到胶东地区，学校选派我作为代表参加。有一次，我和同学们把从日本进口的墨水全部扔掉了。社会活动，促使我思想进步，我常在作文里抒发自己的见解，很得教师的赏识，几乎每一篇都被圈圈点点后，公布在学生佳作展览栏里。这些作文，被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孙寄舟注意到了。当时的髙小中差不多有一半的学生年龄偏大，十五六岁的已进入青年时代了，所以当时的党团组织是把髙小生也作为发展对象的。而另一半学生（多是县城附近人）是自幼受的新式教育，比如李耀文，他年纪比我小，却高我一年级，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被留在了教育局工作。
孙寄舟（后名孙已太）是荣成成山人，（当时的荣成县城及县立第一小学都在县境北部的成山），先后以在刘珍年部队和石岛公安局任职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其堂兄孙勇，曾在海军中做事。他所在的舰队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战争，他表现勇敢立过功。据说，孙勇这个名字是孙中山亲自为他起的。孙寄舟的家离我们的学校很近，他回家时常到我们学校里来，很注意看学生佳作栏里公布出来的作文。大约是1931年夏季的一天，他主动找我，约我到他家里去谈谈。我们纵谈时事、理想，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很快成了好朋友。他陆续借给我一些书看，我记得其中有北方局出版的秘密刊物。那里头讲到关于“红军”、“苏区”、“反对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等方面的内容，把我的思想又引入了新的天地。我们大约交往了两三个月的样子，他问我：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我根据当时已有的理解说，国民党政治腐败，共产党才是救国救民的。过不多久，他说我可以介绍你参加共青团（CY)，嘱咐我要对党忠诚，保守机密，只同他一个人联系等等。就这样，我成了CY的一员，内心也突然感到充实了许多。接着，曹漫之等同学也加入了CＹ，我们努力开展了团的活动。
1932年初，孙寄舟因为在石岛保甲长训练班中发展丛烈光等同志入党，积极展开党的工作而被国民党觉察，他辞去了公安局的职务。由于这一段在荣成家里居住时间比较长，他就有机会更关注我们学校共青团的活动。与我差不多同期入团的曹漫之、于春铭、刘佩忠也都比较活跃，团组织得以在县立一小发展壮大。那时，我发展了毕庶梓、楚金盛加入组织。我的学习成绩比较突出，也敢于和思想落后、对学生的各种社会活动持批评态度的老师辩论，自然成了进步同学中的骨干。孙寄舟同志是一个有思想深度和长远眼光的党员，他要求我不仅政治活动要带头，学习也要领先。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不仅在自己学校里保持优异成绩，而且全县会考，文登、荣成两县会考，以及文荣威三县会考，我的成绩均名列前茅①【①陈楚同志（曾任我国驻日大使）当时是荣成另一高小的学生。后来听说他在三县会考中的成绩也很好。】。其他团员和进步同学也取得了好成绩。
那年放寒假，也是我高小毕业之际。在回家的路上，我把自己事先写好的一些反对国民党的标语、传单，分别塞在集上的柴挑里、路边的大车、草垛里，还张贴在一座庙里。现在想起来这种行动很幼稚，当时却感到是很神圣的。当然我也做了许多能够被群众迅速理解和支持的事情，比如在村里宣传改变缠足的陋习，就很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