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会师后，我们接到上级指示：十八军准备接管川南。当时配备的干部是李大章、彭涛、张国华和我。李大章、彭涛带领了从东北来的几十个地方干部，另外从十八军抽调了部分干部，两股力量合在起单独行军。我继续往西。进入贵州境界。贵阳已经解放。在这里见到杨勇、苏振华等同志，他们热情地以贵州特产娃娃鱼接待了我们， 贵州这一带的娃娃鱼即鱿鱼，很有趣，生在水潭中，又能爬树，叫声如小儿啼，故俗称娃娃鱼。食之，味极鲜美。
从贵阳继续西行，至贵州西北边境。黔西、大定、毕节等处。这一带的群众贫困得不堪设想，很多妇女，包括些青年妇女，竟穷得全身一丝不挂，无衣可穿。途中，我们目睹不少妇女躲在公路旁，围着火堆烤火，见我们的队伍经过，就齐跑出来，讨要衣物。见此情景，我们的战士只好把些旧军衣、衬衣等送给她们。这种穷困状况，在贵州西北边境较大范围内都是如此由此。我联想到千百年来的旧中国旧社会，边境上一些少数民族的同胞，所受的苦难比之内地汉族群众更为深重。
1949年11月，我在贵州边境接到上级命令，要我带少数人迅速到四川宜宾受降。原来是国民党四十四兵团的一部分，包括其兵团副司令郭汝怀，率有一军左右的人起义。同时还有些国民党的地方专员，包括宜宾专员及各县县长也起义投诚。我接到这命令后，穿越贵州边境，进入川南，直奔宜宾川黔边境。到处是大山，而且是峰峦盘叠， 云雾缭绕。那时，我才真正感受到贵州多雾，真是“天无三日晴”。我一路急行，穿山越岭，涉河渡江，到达宜宾。宜宾地处长江、眠江、金沙江江水汇合处，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四川盆地及西南之重镇，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港口。原在这里的国民党四十四兵团，看到解放军以风卷残云之势如同破竹，国民党的统治则势如摧枯拉朽，彻底覆灭已成定局，特别是他们看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充满了生机和希望，因而决心弃暗投明，率众起义。我到宜宾后，见到郭汝怀等，研究了起义后的一些具体安排，对起义官兵进行了慰劳。不久，李大章、彭涛、张国华等也带领川南党委的大批人马来到川南，住在自贡市，我也从宜宾赶至自贡。自贡是由富顺的自流井和荣县的贡井合并组成，故称“ 自贡”，素有我国西南盐都之称。据记载，早在秦朝就发现卤水，晋朝时开始在这里取卤熬盐，唐初即成为四川最大的产盐区到了自贡，我才知道，一种叫盐户，一种叫碱户，一种叫灶户。灶户点火苗很高，产大量的盐碱，自贡的确是个宝地。12月上旬，川南的几个重要城市沪州、自贡、宜宾、内江、乐山等相继解放。至12月中旬，川南全境解放。至12月19日，中共川南区党委正式成立：第一书记李大章，第二书记彭涛。1950年1月1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也在自贡正式宣布成立，张国华任主任，我和刘披云任副主任。同日，川南区党委机关报《川南日报》也在自贡创刊。
当时，整个四川划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行署和区党委，其他几个区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李井泉和谢富治。
1950年1月后，我们考虑到自贡市的交通不大方便，经过研究，将川南区党委和行署机关迁往沪州。这时，张国华奉命率部入藏。伴随新中国的成立，我自担任川南行署副主任后，又由革命战争年代的戎马生活转人新中国成立初的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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