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比预料的要快，为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展国统区的敌工工作，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为此冀鲁豫区党委发出指示：目前正处在全国革命高潮和我军大进军阶段，各个城市随时都有解放的可能。凡在敌占城市工作的同志，都要做好接收城市的准备工作和周密的调查研究，包括查清敌人军用物资和敌人首要分子的情况等。由于我是敌工部长，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我在冀鲁豫首先开展的工作便是与区党委社会部长兼行署公安局局长的万晓塘同志向国民党统治区派出敌工人员。我们向南京、台湾都派了一些干部。
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纠偏。由于在此之前，我们的土改政策有“左”的偏向，伤害了农村的干部和群众，一度群众情绪很低落。当时农村政策中“左” 的偏向之是所谓“搬石头”， 即拔掉搬开“不理想”的农村干部。仅冀鲁豫区一下就搬掉十万块“石头”， 也就是十万名农村干部。一时间弄得许多区乡群龙无首，使干部和群众意见很大。纠正起来，十分吃力，再动员谁当干部谁都不愿意做。某县有个区长，坚决不再做干部，他甚至打了口棺材放在家门口说：“谁再让我做干部，我就进棺材”这种状况波及面很大，我们只有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农村基层干部情绪低落、群众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大范围的农村出现了封建迷信活动。当时曾广泛传播着种谣言，说什么什么地方出现了“神水”，能包治百病。在军区司令部与政治部住的两个村子之间有个水坑，不少愚昧的农民从这个又脏又臭的水坑中舀些所谓的“神水”，洗眼睛洗疮口。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挤向那个坑里弄水， 不让弄不行，做了多少宣传工作，他们也不听，一些群众甚至说：“我们有几个医生都叫你们打死了，现在有了神水治病，又不让治，可让我们怎么过呀！”因为有些县在所谓杀“红脸奸臣”“清除阶级异己”时，把些有文化而又不坚定的教师医生或者关起来，或者杀掉了，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波动。后来请军区卫生部到现场，摆开显微镜进行宣传，让群众看水里的细菌，群众不仅不听宣传，甚至还要把显微镜砸掉。我们白天宣传并劝阻，一些群众就偷偷地在夜里去弄“神水”,其中还有共产党员与民兵。可见，任何时候政策出现了偏差，就必然在群众中引起混乱，各种错误思想，包括封建迷信活动，就会乘虚而入，引起的问题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不仅在冀鲁豫区有，而且其他区也有类似情况，因此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48年初，毛泽东同志曾起草了系列党内指示，连续下达。如《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 倾错误》， 等等，都是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的“左” 的倾向而发的。晋冀鲁豫中央局还派了由齐燕铭、曾希圣率领的工作组到冀鲁豫进行纠偏检查，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了平反澄清，已经被错杀的追认为烈士，明确宣布了一些政策界限，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平反纠偏，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全局性的胜利。在这期间的济南战役规模也很大。这个战役由许世友、谭震林率领的第六兵团担任主攻，先后解放了充州、济宁、曲阜、邹县、泰安等地，使鲁中南、鲁西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而后9月中旬攻取济南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24日济南获得全部解放，全歼守敌十万人，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使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当时，冀鲁豫的兵力不算多，尚不足个兵团，有三个旅， 二旅又临时派往太行，按上级的指示，我部主要任务是支援和配合第六兵团。因此，1948年下半年军分区的主要战斗任务是配合解放山东诸地，特别是解放济南的战役。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参谋长傅家选和我，率领军分区的部队组成一个梯队，活动在肥城东平泰安一带，与敌人多次进行战斗，牵制和阻止了蒋军第七十师与敌新五军的几个师，完成了阻击任务，支援六兵团顺利解放济南等地。至 9月底，我冀鲁豫全境已基本解放。
济南战役结束后，冀鲁豫军区进行整编整训，我们的部队原来是旅或称纵队，这时扩充整编为军，由赵健民同志率领过陇海路进行以政治为主的冬季建军运动，贯彻“军队向前进，增强纪律性”的方针，反对游击习气及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建立和健全党委制，为“打过长江”奠定思想基础。实质上就是进行入城教育，解决入城后如何办的问题。因当时部队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如把战马拴在电线杆上，把电线杆啃去一半，或者把烟头扔到地板上，将地板烧得一塌糊涂，如此等等。不进行入城教育不得了，在整编过程中，我编人十七军，仍然是冀鲁豫区原来的部队，但在该军工作时间不长，1949年2月1日接到区党委来电，讲我的工作“将由刘邓首长安排”。两天后，遂接到正式通知，调我去第二野战军十八军任政治部主任。十八军是原有建制，由豫苏皖的两个旅和冀鲁豫的个主力旅组成。当时兵源充足，一个旅即万多人，全军有三、四万人，军长是张国华，政委是谭冠三。2月7日，我即到十八军部报到。从此，我又离开冀鲁豫地方，转入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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