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9日，在国共下达停战令之前，在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指挥下，一举攻克了济宁城，全歼国民党军万多人，济宁第一次获得解放。济宁解放之初，成立了卫戍司令部，张国华任司令员，万里任政委。不久，又成立了冀鲁豫第七地委和军分区，万里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济宁市受辖第七地委领导。马纪孔任济宁市长，魏晓云任市委书记不久，济宁市又晋升为专级市，当时又调我任市委书记。因此，我于1946年6 月9日赴济宁任职。
济宁是山东比较富庶的一个城市，战争中破坏不大，当时已有十多万人口，在解放区算是较大的城市。此地商业发达，是个通商口岸，南北运河经过这里，市的南北两面临湖，南面是昭阳湖，北面是松山湖、蜀山湖和东平湖，又有铁路通充州，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因而当地文化程度也比较高，著名的山东省立第七中学就在济宁。我任市委书记后，干部配备的还比较齐全，魏晓云任副书记，马继孔仍继任市长，邵子言任组织部长、丁禹畴任副部长，白桦任宣传部长、王光中任副部长，杨节任民运部长，市内分五个区，区委书记有李青、李学智等。市区领导班子健全后，我们根据城市工作的特点，研究了执行城市政策问题，主要是保护工商业。当时济宁最大的工商业是玉生堂酱园，有四五百年的历史，驰名国内外。为了组织发动群众，我们陆续组织了民兵、青年、妇女、职工等群众组织，还创办了市委机关报《济宁日报》。 因处战争时期，敌我斗争非常尖锐，我们公开处决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我任济宁市委书记不久，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军队也分几路向解放区进犯，一路进攻湖西， 一路进攻鲁南。当时有的战争打得十分激烈，像距济宁六七十里的龙岗集之战，即毙伤蒋军主力六千余人，我二十旅十八团团长吴忠在这次战斗中突入敌人阵地，在被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坚守昼夜，打退数倍于我之敌的九次进攻，对整个战役作出重大贡献。为此，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等都通令嘉奖了以吴忠团长为首的百八十多名勇士，在冀鲁豫军区还开展了“学习吴忠团长为首的百名英雄运动”这一仗之后，周围的炮声都打响了。驻在充州临城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对我进行骚扰，济宁北靠充州，南面又是敌人大举进攻的方向，形势十分险峻。
面临这样的形势，我们积极加强了战备，满街都修了碉堡，有明堡，又有暗堡，大街小巷城墙周围高大建筑物都修有工事，我当时抱着坚守济宁的信念。就在这时，冀鲁豫军区接连来电指示，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做好撤离济宁的准备。但我却下不了撤离的决心，总觉得济宁有许多机关、银行、贸易公司面粉厂等等，物资也很丰富，即使撤离也有个过程，但军区则一天几次电话，催促撤离。为了不引起人心浮动，我决定一方面先疏散物资，转移家属和伤员，另一方面加强备战。我的想法有积极因素， 但也有一定的轻敌麻痹思想，总觉得敌人不会马上大规模地进攻济宁。
不料，9月15日，驻充州的吴化文部队突然向济宁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使我们进行了艰难的保卫济宁之战。敌人于9月16日用两个团的兵力攻至济宁城下。我们守城的兵力名义上是个团，实际只有一个营加个炮兵连，另外就是各区队及民兵。市长已先期转移出去，我是城防政委，与我一起守城的有城防部队参谋长杨昆，还有廿团团长陈占英。仗打得十分艰苦，从早晨直激战到上午九点多，敌人仍在攻城。我们要把敌人打退则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杨昆说：“你先在城内坚守，我出去搬兵”我想他原是七地委军分区的参谋长，距济宁城外不远就有七分区的军队，都在城里死守也不是办法，便同意他出城寻求援军。陈占英和我起指挥，他打得非常坚决敌人从东南北几个方面向城内猛攻，直打到十二点时，敌人仍未攻克。这时，我更增加了守城的信心。只要天黑，如果我们再有援军，就可以进一步部署打退敌人进攻。谁知中午过后，敌人出动了三驾轰炸机，反复轰炸东门，因为我们的炮兵连就设在东城上，一个炮兵连让敌人炸了精光。敌人又用大炮轰击城东门。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仍在坚守。出去搬兵的杨昆，不仅未搬来援军，而且自出城后连个信也没有。而陈占英团长却咬紧牙关，一直和我坚守阵地。到了下午三四点，骑兵通讯员从东北跑来送情报说：敌人已经上城了！”我听后拿起望远镜观察，敌人果然上城了，从东北上来，已经快到南门，另一股从东北往北走，城墙上黑压压的一片。敌人但他们不敢贸然进城，因为城里的碉堡很多，他们也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下来。
面临如此险恶的形势，我们终于决定撤出济宁城，最后出城的是公安大队。我们部队路过幼善街时，城里的妓女坐在门口摆着手说：“再见！再见！。"因为我们解放济宁后，妓女没有生意了，对我们不感冒，所以向着我们的队伍说：“再见，再见。” 我听了很好笑地说：“再见，就再见。” 我心中想，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到济宁。当时虽然经过天的苦战，仍浑身是劲，总感到济宁城还没有丢。出城时，身边一个警卫员也没有，因为我打发警卫员出城送文件还没有回来。我一个人慢慢地从城里往外走， 顺着沟往西走，我边走边想，敌人实在蠢，他们假使在这里埋伏支人马，岂不要活捉我这个“老将”。
后来，我们到了离城十里的地方，见到那个参谋长杨昆，他也没有说出搬兵的所以然。当时天已黑了，又下着大雨，大家研究了下步如何办。我们让济宁县县长李华民带着县大队在济宁附近坚持打游击，又把从城里陆续撤出的队伍汇集起来，沿着运河继续往西北走，因为我们转移疏散出来的人员和物资都是沿运河而行的。天黑路滑，冒雨踏泥地走了四十多里路，至长沟才宿营。第二天，又走了一天，到南旺，这里是大运河的分道口在这里，我们清点了下人马，还有两千人，兵是不多了，多是干部民兵家属和少数从济宁逃出来的群众。在此我向冀鲁豫军区打了报告，报告济宁保卫与失守的情况，军区在电话中批评我们有些冒险主义。此外，我在济宁失守过程中，还丢失了小麻袋的文件和材料。济宁失守前，我把较重要的文件材料笔记本等装在个小麻袋子里，为防止丢失让警卫员骑马转移出去，不想在战乱中，警卫员却将整个小麻袋丢失了。其中因有些保密性的文件，还有我个人的工作笔记和日记，给党造成了定的损失，为此，我写了检讨，区党委还发了通报。
在济宁失守过程中，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的第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曾丢失过。当时这个孩子刚出生两三个月，他妈妈凌静产后有病无力带孩子，先期疏散时她离开济宁前把孩子交托给济宁市家群众照看，在军情趋于紧急时，我意识到不管济宁是弃是守，我都不可能有精力关照孩子，我让警卫员给这家群众送去两袋面粉，请他们代为抚养。这家群众在济宁战斗紧张时也转移了出去，后因生活困难，又把这个孩子转送给了他人。几经转手孩子失去了下落，战后到处打听都没有音讯，找到这家，又找不到那家。当时，我和凌静都已经三十七八岁，才得了这个儿子，爱子之情可以想象。一旦骨肉离散，且生死不明，自然十分挂念。但紧张的战争环境，繁忙的革命工作， 也只能把这件事置于脑后。而组织上和同志们对这件事却非常关心，多方代为寻觅， 两三年后，才找了回来，孩子找回来后，竟不认为我和凌静是他的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叫着“我回家吃面糊！我吃面糊”。因为那几年，他被转来转去，都生活在穷乡僻壤的苦难群众家中，完全是靠吃白芋野菜长大的，所以他只知道要面糊吃。这就是我的大儿子少陵，战争考验了我们，也磨炼了孩子。这几年的苦难生活，少陵虽然还很幼小，但却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记，直到后来，这孩子始终比较淳朴。我总觉得他的思想品格与丢失后苦难生活打下的烙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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