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参加徐州地区的军事调停谈判，冀鲁豫地区也组成了三人小组，指定我为组长， 另外还有冀鲁豫区地委的地委书记刘星及豫皖苏山东地委书记李中作为冀鲁豫的代表。我和刘星、李中一及随员于19 46年2 月10 日由军区出发奔徐州，途中在曾希圣的七师驻地停了二十多天，后又在韩庄集中。共产党这方面的代表，由附近好几个根据地的人员组成，负责人是新四军的韦国清。由于事先没有沟通好，我们与韦国清见面后，他提出冀鲁豫军区不作为正式代表，只算作列席汇报成员，由我带随员参加即可。经向军区请示后，刘李二同志只好返回，由我带了个译电员，于3 月14 日至徐州。同时，参加军调谈判的还有韦国清和王少庸（代表鲁南），王德（代表新四军）等人，我们到徐州后，被安置在国民党徐州三青团团部。
由韩庄赴徐州途中，沿途见到国民党修了许多工事，各个车站都布满了铁丝网，周围的些村庄都挖满了战壕，山头上筑满了碉堡，有的还正在加紧施工。虽然国共双方在1946年1月13日就下达了停战令，实际上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平愿望，仍在积极备战。但群众希望和平的愿望却是真诚的，我们到徐州些商店去买东西，鞋店老板向我们说：“和平好，和平生意就好做了！” 到了书店，店员也说：“和平了哪里都可以通行， 各处的书都可以进来，那时就好了！”由此可以看出一般民众的心声。
当时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是顾祝同，他派出进行谈判的是两个参谋长，一个姓谢， 一个姓张，还有个是什么谭主任。美国方面参加的一个叫哈锐斯，一个叫狄脱， 还有些随员说是进行调处谈判，实际上则无所事事，使人清楚地感到美国与国民党不过是以谈判为名，拖延时间，很少进行认真的谈判。双方坐在一起 ，多是争吵番了事，真要是找他们谈些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便推三推四有意，回避。
我们到徐州的第二天，国民党以顾祝同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美国人和我们都参加了。宴会在徐州道尹公署举行，这里原是所古老陈旧的房子，但经过八年沦陷，这座破旧不堪的老式房屋，却变而为金碧辉煌的楼台宫殿。但徐州街道上的民房却是片残垣断壁，有些变化也只是表层和皮毛由此，我感到由敌人造成的徐州某些方面的“现代化”，不知蕴藏了几多腥膻。宴会席上互相间免不了应酬寒暄几句，但主持宴会的张谢参谋长一味恭维美国人。姓谢的口口声声说：“美国友邦对我们的停战有很大功劳，今后还恳望继续帮助我们整编军队” 那个姓张的则说：“我十年前也曾到过欧洲，欧洲的朋友会吃酒、会抽烟、会跳舞，那时我什么都不会，十年后，我烟可以抽几支、酒可以喝几杯舞、也可以跳几圈了，说明兄弟从欧洲归来有了点进步，也说明欧洲的文明也是可以学会的嘛！”他还再让翻译说明：“我们正在筹备个现代化舞厅，准备再专门开个有舞会的宴会，给大家邀请些舞伴，欢迎我们的美国友人”其他在场的国民党将领也都随声附和说：“是的！是的！”这种对美国人低声下气的媚态实在令人厌恶。我们的代表在这种场合都很看不惯，因此，每逢这种场面，我们总是随便去个人应付，多是在驻地读书看报下棋聊天。
在徐州调停谈判期间，我们外出，国民党常派人盯梢，他们是一节一节地盯着，换条街就另换个人，他们互相接应彼此有联系，开始我们不知道，后来才逐渐察觉有。一次，我同新四军的个代表到云龙山，转到山后，听到有人讲话，好像是我们家乡人的口音，我下去看，原来是从根据地出来的恶霸地主，我们家乡那个地区的还乡团这种人心黑手狠，我拉着那位新四军的代表赶快走开。走着走着，又看见后面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嘀嘀咕咕，其中有个就是在沛县中学抓我的特务吴梅庵，我还听见他对同伙指着我说：“就是他，就是他！”我们只好赶快离开。接着发生多次类似情况之后，我们明白了，原来国民党处处在窥察着我们的行动。
由于国民党上层对我们抱有敌意，他们下面的人也常常有意向我们作出不友好的表示。我们代表团有个青年译电员，国民党也有个年轻的女译电员，她看到我们的译电员有些土里土气，常以轻蔑的口气与我们的译电员交谈。久而久之，我们那位译电员对她也不客气了。有次她挑衅地问我们的译电员：“你们怎么不穿咔叽布？”我们的译电员说：“咔叽布是美国的，我们穿自制的，不穿外国的”她又说：“你们的衣服干吗都做得又肥又大呀？”我们的译电员说：“我们的布多，自己纺线，自己织布，自己做衣，想做多长做多长，不像你们那样又小又瘦，紧紧巴巴！”弄得那个女译电员无言以对。
一次，各方派出代表到丰县视察和解决冲突。我们谈判组决定我做代表，美方的代表是空军上校丘斯特，国民党方面是绥靖公署里个姓丁的科长。4月18日，我们乘两辆吉普车从徐州出发，路经小孤山郑集敬安集等地，沿途都有国民党操纵唆使的群众向调处组请愿，在敬安集带甚至围了成百上千的人，拦着车不让走，用各种诽谤性的语言骂我们。人群中夹杂着些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分子，其中还有原来沛县中学的学生。我叫住一个气愤地质问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个学生还认识我，看见我如此声色俱厉，便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车行至毕楼时，我看到前面的村庄着起大火，路上的群众神色都很惊慌，像是发生了战事，但又没有枪声。国民党方面的人提出要绕道走，我想看个究竟，坚持驱车直往，气氛很紧张，双方都不说话进村后，了解到原来是国民党以两个团的兵力，“围剿” 驻在这个村里的华山县大队，我方因寡不敌众而撤退，国民党便将这个村庄全部放火烧掉，并烧毁公粮和马草各数万斤。
战场仍未打扫，我们有些突围中牺牲的战士的尸体仍未搬走。面对这种现实，国民党和美国的代表还假装正经地问：“这是怎么搞的嘛？”我则理直气壮地反问：“究竟是谁在挑动战争？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
车行到丰县以南，离县城只有五十里的地方，那儿明明是我们的地区，但国民党的县长却动员了万把人，正在那修围寨、筑公路。我问美国人：“这是新路还是老路？” 美国人说：“是新路，还有麦苗呢！”我说：“他们把公路都修到我们的地区了，这不是抢占地盘吗？!'
到了丰县，这是我们解放区，调处组住下后，一群一群受国民党迫害的群众起来找代表告状、诉苦。这里的群众被国民党杀害的很多，美国人也只好接待，整天应接不暇，无法休息。离丰县，再往沛县走，沿路都有老百姓围着车子诉苦，甚至无法通行。美国人丘斯特感到狼狈不堪，气呼呼地向国民党代表说：“你们干得也太过分了，现在让我们陪着受苦！”国民党那个代表十分尴尬，但仍强词夺理说：“这是他们共方的挑动！"
这次视察结束后，我觉得待在徐州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不如回去工作，便派了个参谋代替我的工作，我经过请示返回了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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