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来，我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之中。在战争环境中，我虽然也常常看书学习，但零零碎碎，很不集中。另外，在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践中，在处理内部的各种关系中， 也碰到许多问题，如军队与地方的关系；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的关系；这一地区干部与另一地区干部的关系，等等，在自己的思想中也积累了些问题。在此之前，也很少有机会能坐下来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清理。这次集中的离职整风，有机会坐下来， 认真读了些书，也思考了不少问题，解决了思想上的些疙瘩。我感到这次整风比较好，比较深人，也比较平稳，我和黄敬的那席长谈，就是在那时进行的。当时，我们成天吃了饭，除了阅读文件就是坐下来开会谈心。当地的老乡都很纳闷，他们觉得很奇怪，你们这些人，天天坐在那里谈话，哪有那么多话要谈呀！
我在这次整风中，结合自己的思想写了不少整风随笔，如“地方上的民主与军队中的民主”、“思想关节问题” 、“天才与锻炼”、 “善与恶”、 “反而求诸己”、 “此心总要放平来” 、“任重而道远”、“隔膜”、“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些整风随笔实际上都是结合我的思想实际进行的思想小结。如我在“地方上的民主与军队中的民主”的随笔中写道：“过去，我总以为部队的集中性大些，地方的民主性大些因此，总觉得部队的不民主作风严重，其实不尽然。部队的干部，多是从下面（基层）提拔上来的，他们很了解部队的生活与战士的痛苦，所以他们的民主生活是比较好的。地方（政权）的干部，大多是天生成就做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 因此，他们易于和下层脱节，上下级的关系也颇难打通。所以，政权中的干部应特别警惕，不要与下层脱节”这就是针对我这个“地方（政权）干部”平素思想中的问题而写的。另如在“思想关节问题”的随笔中我写道：“人的思想中有许多关节，这许多关节如纠缠不清，好像乱丝一样，理不出头绪来时，如果简单用火焚用刀斩，似乎是快刀斩乱麻，但什么都完蛋了。打通思想关节，如理乱丝，不要太急，急了毫无用处。思想关节打不通时，总是自以为是，问心无愧，别人对不起我，满心委屈，其实思想打通之后，倒不定如此在思想关节打不通时，疙瘩会越结越深，越想越想不开，钻进去跳不出来，闷死了人。其实打通了只是一层纸，一切问题都很简单。有人想，问题烂在肚里吧，不向外暴露。其实这是假话‘海可枯，石可烂，想不通的问题不可变’只有把思想关节打通了，问题才真会烂下去”而在“反而求诸己” 和“隔膜” 的随笔中，我又写道：“一切问题都是由自己来的都是从自己身上可以想得通的，过分责己是应该的，但对人的关系，单从自己身上着想，是不会想得通的” 人与人之间容易发生隔膜，因为各人的主张与想法做法都不样，因此彼此之间就免不了由误会而隔膜，其实这隔膜是可以解决的，把膜戳穿了，问题原来是很简单的，但如果此膜不穿，各执己见，以至各怀成见，势必使膜越来越厚。勇于戳穿隔膜的人， 和他人的隔膜必然是愈来愈少；反之，如他按着护心油不放，和他人的隔膜，必然是愈来愈厚的。
我和潘复生同志之间从1941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着隔膜。在这次整风中，通过我的总结和清理，通过与黄敬同志的谈话及其对我的批评帮助，而后与潘复生同志进行谈心解决了。
不过，在这次整风中，也有些地区出现了偏差，主要是执行了康生的“抢救运动”。我所参加的冀鲁豫地区的整风学习，没有搞“抢救运动”，但在太行区就搞了“抢救运动”。冀南有三个大队的同志参加了太行的整风，就受到“抢救运动”的打击，斗争很残酷，参加学习的人受到很大折磨。参加学习的人几乎90 ％以上的干部都被说成历史上是有问题的，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或者是“土匪” 、“ 自首分子”， 都被扣上顶大帽子，几乎和“文化大革命”差不多。冀南参加太行整风的这些同志回来时，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宋任穷同志去接他们，给这些参加整风的同志讲了话，纠正了不实之词，因为大家的情绪很大，受了很大的委屈。
1944年末，我从行署回到湖西。我在行署参加整风时，湖西专署的整风也在进行，我回来又参加了专署的整风学习。在专署的整风中，出乎我的意料，机关里的同志对我的意见特别多，都是些具体意见：说我“清高”“可敬而不可亲”，只能“敬而远之”等等。根据主要是指我在“厉行节约”中做得太过分，如不穿皮衣、不骑马、不领烤火柴草、不吃病号饭、出差途中不吃饭等等。当时，我想不通，感到中央号召“厉行节约”，我是一个负责干部，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我在检讨中对这些问题都做了解释，但是干部和群众就是通不过。特别是使我想不到的是，凌静也对我提了很尖锐的意见。当时，她是地委的教育科长，也在专署参加整风，她对我的意见主要是说我对她不照顾，这也的确是事实。她是南方人，说话人家听不大懂，穿的衣服是从延安带来的又宽又大的军衣，到湖西好几年也没有改换过。别的负责同志的爱人行军时可以随着队伍，可以骑马，可以用公务员，但是，她不行，我从不让她同我随军，特别是有一次，她怀有身孕，正值敌人“大扫荡”，我就用辆小推车把她送到敌占区一个统战对象家中休养，走了七十多里路，途中颠簸劳累，结果小产了，还害了一场大病，因此，她对我的意见特别大。
当时，我的想法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我们都是革命干部，相互间首先是同志关系，各自的照顾，主要靠所属的单位，而不能靠夫妻关系。凌静则认为，我们既然是夫妻关系，就不同于一般同志，就应该有些应有的照顾，为什么人家能做的，自己就不能做。我怎么解释她都不听，甚至气得大哭，闹得机关翻了天。而且全机关上上下下，从秘书长到部长、局长、警卫员、炊事员，都不同情我，甚至说我“矜持” “虚伪” ，我真是难过极了，最后，我只好说，我承认自己有缺点和不足，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但同时也申诉了自己的理由。我说中央号召“厉行节约”，号召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我这样做了，为什么要批评，我假若我没有做，或者是做得不够，可以批评，我可以检讨。当时，陈璞如同志是地委的组织部长，他出来调解，我说也不用调解了，反正我想不通。后来，我也曾思索过当时反映出来的问题，仍然认为我那时的做法总的说来是可取的，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机械性。有些做法，如出差时中午不吃饭就脱离了群众。在有一些问题上也没有把革命原则与实际状况具体结合起来， 也没有把革命利益与家庭关系协调起来，所以同志们包括凌静，对我的些做法不能谅解。不过，我和凌静当时毕竟年轻，她那样大哭大闹，的确使我下不了台。
到了1945年，整个形势就完全转过来了，日本侵略者的气势已经不行了，不久就宣布投降了，但我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大病了场，从上半年，直到七八月，卧床不起，有时接连个星期都不能合眼，只好请专署秘书长袁子扬向地委报告，最后地委决定， 找人暂时代理我的工作。当时，我清楚地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并不稳定，也不会天下太平。我看到美蒋在勾结中，必然抢夺胜利果实，大举反共高潮。从此，历史又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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