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早在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即提出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40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又明确指出：“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群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敌后各根据地自1939年和1940年起，即逐渐兴起减租减息运动。在湖西根据地，由于1939年秋冬的“肃托”，以及其后日寇的频繁“扫荡”，迟迟未能普遍开展。1942年9月中旬， 刘少奇同志由华中经山东分局返回延安途中，曾听取了湖西地委的工作汇报，对该区没有认真开展减租减息提出了批评。山东分局曾就此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为了贯彻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有关指示，1943年上半年，湖西地委曾专门开会研究部署开展减租减息的问题。而后专署机关地委机关和军分区机关的许多干部都下去了，组成工作组，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
我们制定的减租办法一般是以“二五减租”为原则，即照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减息的办法。一般是把利息减到年息分或分半，习惯上叫做“一分减息”或“分半减息”。在开展减租减息过程中，对原来的各种封建性的超经济剥削，诸如店租、小租、送工及现扣利、出门利、利滚利等，都予以取缔。但在土地财产关系上，则明确规定所有权仍属于原主。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一方面依靠农会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向他们交代政策，鼓励他们自己去斗争，另一方面又动员些开明士绅带头减租减息，也确实有些开明士绅，从抗日爱国的愿望出发，主动进行减租减息，被树为先进典型，推动了工作的开展经过发动，逐步使一些后进的、相信“天命” 的农民，也敢于投入减租减息斗争。我们还结合减租减息，进步组织健全了农会、租户会、减租保地会等等，以保卫农民已经取得的经济果实，确立贫苦农民在农村的政治优势，使减租减息成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既定方针，让农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团结开明士绅，打击不法地主，同时也锻炼培养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
当群众发动起来减租减息开展起来之后，中央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统战政策出发，还曾反复指出：“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这项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 。因此，当农民群众有了减租减息的积极性之后，我们在宣传中，既强调要减租减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同时，又强调要交租交息，应团结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实际上，在执行减租减息的各项政策时，各个地方发展得不平衡，有些地方根本不减或明减暗不减， 也有少数地方发生不交租交息的现象。因此，及时提出要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 可防止“左”右的偏向。
总的看来，湖西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得还比较顺利。通过减租减息，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抗日爱国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起来后，1943年1944年的农业收成逐渐好转，湖西地区的地势比较低洼，因为挖了许多路沟，下了雨，积水可以顺着路沟流走，不会造成水灾。收成有了好转，粮食增产了，粮食奇缺的局面逐渐有所扭转。
1943年1944年，结合减租减息，我们还在湖西根据地实行了编村制度。所谓编村制度，就是把原来那些十户、二十户、三十户为村的自然小村落，组编成大村，以加强领导。经过编村后，每个县大致有四五十个村，每个村都是几百户上千户，都设有村长和党支部书记。结合减租减息，对各个村的干部普遍进行了改选，把在反“扫荡”和减租减息斗争中涌现的骨干和积极分子，选拔出来担任村长或支部书记，使农村政权掌握在革命者手中。
农村是抗日战争的基地和兵源，部队的战斗转移驻扎，多在农村进行，给养和各种供给多需农村提供，兵源主要依靠农民补充，甚至支前运输挖沟、修堡等等大量民工， 也多半需要农村承担。只有比较巩固的农村政权，才能对这些繁重而艰巨的任务给予保证。经过减租减息，这些问题得到了更好的解决。编村制度完成后，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了群众抗日自卫团，实行全民抗日，广大群众踊跃参加，从18岁到45岁的青壮年都组织起来了，约五万人，连妇女儿童也都参加了站岗放哨、通讯联络，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民抗战局面。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深切感受到，我国农民为革命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宁肯自己勒紧腰带，挨饿受冻，节衣缩食，把哪怕是斤粮尺布，无偿地支援了革命战争。他们送郎送子踊跃参军，浴血奋斗。完全可以说，没有农村和农民，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是数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农村和农民群众，一定要牢固地巩固工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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