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湖西地区召开财经工作扩大会议，各县区主管财经工作的负责干部都来了。大家都希望开会这天生活能改善一下，也没有奢望能吃到鱼肉、白面，不过是想吃点正经的粮食，能吃得饱些。我特意关照伙房说：“今天无论如何，设法做顿好吃些的，因为他们都是财神爷，要靠他们弄钱、弄物” 但是，到吃饭时，端上来的不过是带谷糠的贴饼子，菜则是略飘点油花的“煮柳絮”。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物质之困难。
从1941年起，中央就指示各根据地，厉行生产节约，干部参加劳动生产，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湖西地区也是如此。我们一方面要反击敌人的“扫荡”封锁；另一方面又要帮助群众种地，甚至以人拉犁，抢种抢收，尽可能使群众增加收成，减轻负担。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如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向地富借粮；各县区之间，相互调配周济，粮食匀着吃；对于极贫户，给予一定的救济。因此，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群众虽然也挨饿，但是却没有发生饿死人的严重现象。当地群众向我们反映说：往年遇到这样大的灾害，不知要死多少人，你们来了后，灾害这么大，却没有死人，这是因为过去闹灾荒时，粮食多的多、少的少，有的人有吃的，有的人没吃的，粮多的囤积居奇，没粮的挨饿死亡。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当然不能这么做，这也反映了我们和国民党统治政权的根本区别。
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根据地绝大多数干部和战士都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大家都尽力做到与群众同甘苦，共同渡过难关。那时，我是军分区副司令、边区参议会参议长，1942年反“扫荡”后，又担任了专员，也和当地军民一样，没吃没喝，不搞任何特殊。在专署机关同一般干部一样吃食堂，行军转移过程，或平日到基层工作， 经常是吃派饭。群众按土地多少，负担干部的饭。每当这时，我坚持群众吃什么，我吃什么，有时警卫员多拿来一些吃的，还要受我的严厉批评。我想，在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号召厉行节约，我是个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贯彻中央的指示，不能搞任何特殊，要严格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当时，组织和群众为了照顾像我这样的领导干部，冬天发件皮衣，我从来不领不穿；由于经常夜间办公，领导干部每天晚上可以配给两斤干柴高粱秆或玉米秸，我从来不领不烤，弄得警卫员很为难；干部和战士生病了，可以吃病号饭，我从来不吃；行军时，我可以骑马，但我从来不骑，都是把马让给病号，或驮载各种公物。我每逢临时出差，或到根据地各地区巡视时，一般都是带个骑兵班随从，每遇到这种情况，为减轻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负担，我途中往往不吃饭，多半是早晨出发前吃餐，晚上到驻地再吃餐，中午不吃饭。一般情况骑兵愿意出差，因为途中可以吃得较为好点，如带一斤杂粮，可以换一斤白面。或用杂粮换点馒头吃，但我中午不吃饭，他们也不好吃了。结果，弄得一些干部和战士都不愿意和我一同出公差。
还有一次我生病了，先是拉痢疾，后来又犯痔疮，吃糠谷，大便干结。专署有位秘书给我找了个秘方，说是用四两肥猪肉，加四两冰糖，煮后连吃，几次就可以好。我说你这个法子倒是不错，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解馋，但群众连饭都吃不上，我去哪里吃肥猪肉加冰糖，还要连服多次，这怎么能行得通呢？虽然有人再三动员，说什么“这是工作需要”，我就是没有吃。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有这样，说话才能有人听，才能了解群众的疾苦，才能密切联系群众，这不仅仅是思想作风、生活作风问题，而且是个人世界观的反映。一个领导干部，一旦搞特殊化，自视特殊，高高在上，就要脱离群众，甚至走到人民的对立面，蜕化变质，被人民唾弃。在湖西三年困难时期，我一直这样警惕和鞭策自己，当时我曾写过一支《湖西军歌》，就反映了我和广大干部战士的精神风貌，歌词是这样：
湖西的抗战是我们坚持，
湖西的种子是我们栽培，
湖西的人民都在仰望着我们，
湖西的危难还待我们排除
打伤了就抬，打死了就埋，
冻僵了迎风跳跳，饿急了紧紧裤带，
我们是党的队伍铁的心，
一切困难都在我们面前滚开，
我们咬紧牙关熬过这黑夜，
炽热的太阳明朝定升上来。
谁在收藏
浏览：1855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