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日寇的“大扫荡”，发生在1942年末，敌人调动了徐州、济南等地的日寇，还拼凑了商丘、充州、济宁等地孙兰峰、吴化文等汉奸武装，总计约万人，在大批坦克、汽车、骑兵的配合下，向湖西根据地疯狂进攻，故称“万人大扫荡”。
1942年12月20日深夜，我们正在丰县柏常集召开实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庆祝会，当时还调了两三个剧团，搭了戏台，准备演戏，隆重庆祝。在此之前，也曾风闻敌人可能要出动“扫荡”，事先根据情报，附近的各敌伪据点都在不断增加兵力，似乎要有什么行动，但没有料到其行动会如此之快。当天深夜十二点左右，我们突然接到情报员的确切报告，说砀山之敌已经出动，向柏常集方向前进。紧接着各个情报站也纷纷传来情报，报告根据地周围各个据点的敌人都出动了，从四面向柏常集围攻我们。根据情报判断，可能是一次全面性的“大扫荡”，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立即停止召开庆祝会，马上转移，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当即研究了部署：地委军分区为个梯队，由十团掩护，向北转移；一专署为个梯队，由十团掩护，向东北转移；旅直为一个梯队，带个警卫连，由南向北转移；各团除掩护地委专署军分区转移的部队外，其余力量立即分散，以连为单位进行活动，与敌周旋；各县大队、武工队、区中队就地坚持与敌人打游击。部署完毕，各梯队即分头行动。
在转移过程中，专署机关由于各种公文财物炊具等太多，行动迟缓，未能按预定时间转移，而负责掩护的十团则先行出发，这样专署机关与十团相互脱节。十团行至单县东南马桥带即遭遇敌军，展开激战。在战斗中团长肖明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四面八方的敌人越来越多，对掩护专署机关的十团形成合围。另一股敌人则包围了专署机关， 专员李贞乾、公安局长王鼎臣、粮食科长渠伯魁、文教科长任子键等同志，都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在战乱中我和部分干部越过敌人的层包围，顺着地沟，继续突围。我在后面负责断后，眼看着一群敌人尾随在后面，也进人了沟道。我们不得不加快突围步伐，但沟道又宽又深，既限制了敌人，也妨碍了自己，行动起来很不方便，但我们毕竟熟悉地形，终于甩开了追击之敌。天逐渐黑了，敌人纷纷退进各据点驻扎。这样， 我们就顺着沟，转来拐去，向鱼台方向十字河突围出去。夜间突围很困难，敌人在各个村庄和路口都烧起一堆火，一则作为他们的联络信号； 二则是为了御寒和照明；三则是为了监视我军的行动。不过，这样也便于我们选择突围方向，我们尽量避开有火的村庄，迂回前进开始，我们为防止敌人发现目标行进中不敢点火，后来看到周围的村庄，这里一团火，那里一团火，乱作一团，我们也就索性点起火把，照明前进，火把一齐燃烧起来，像长蛇阵样，敌我难辨，敌人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一夜，我们虽然经过白天的遭遇战，仍突围行军八十多里。战争年代，练就了双铁脚板，终于转移到鱼台县以南十字河以北的几个村庄。
这次“大扫荡”中，由于我们事先缺乏准备，敌我力量又过分悬殊，损失比较惨重。敌人的手段也非常残酷毒辣，他们采取分割包围的方法，把我们的各个地区分割开， 然后分别进攻。敌人的屠杀手段也十分残酷，有时一个村子里的几十人围在个大屋子里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机枪扫射而死。据统计，我军伤亡有七八百人。当时还被敌人抓走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有的被抓到充州烧煤去，有的被抓到东北做苦工，究竟抓走了多少人，没有精确统计。后来有些被抓的干部从东北逃回来，还有的从华北一带跑回来，到现在还有的人不知去向，也有的人跑回来后，问题搞不清楚，长期没有结论。此外，在这次“大扫荡”中，专员牺牲了，整个专署机关几乎被摧垮了。当年幸存下来的专署干部，现在还有在中央高级党校的李文，武汉长江航运局的李真，以及在沈阳军区后勤部的王耀华等同志。
由于在“扫荡”中湖西地区的专员李贞乾同志牺牲，地委报告分局由我接任了专员之职。与此同时，军分区的指挥也有变化，原来的司令员邓克明调走，换成王秉璋；原来的政委张国华调至沙区，换成了唐亮，经过这次“大扫荡”，湖西的局面更加困难，本来有旱灾，加之许多东西又被敌人抢走，越发没吃的、没烧的。恰恰这时，国民党李仙洲的七个正规师也开到湖西来了，湖西地区本来不大，日寇又设置了许多封锁线封锁沟和碉堡据点。而今，地区南部沿陇海路又驻了李仙洲的七个师。当时，我
们的活动地域很小，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迂回。1942年少奇同志路过湖西时说：“湖西是枪能打穿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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