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时的全国形势说，日本帝国主义在攻取武汉和广州之后，其战线越拉越长，妄图迫使国民党速降不大可能。再者，我党领导开辟的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坚持抗日，对日占领区经常进行打击，日本侵略者逐渐将侵略目标转向解放区，对我根据地经常进行“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方针，不断与我制造摩擦。在这种总的形势下，湖西地区及其周围的日伪顽势力，乘湖西根据地发生“肃托事件”，更加紧对我区进行“扫荡”摩擦和侵扰。1940年以后反“扫荡”反摩擦的斗争十分频繁。
再者，自1940年后，冀鲁豫地区又连续几年发生罕见的干旱，群众生活也十分艰难。一个根据地内，军队和地方党政干部总有成千上万的人，各县、各区还有县大队、区中队，都要地方供应吃穿，在群众既有困难又有情绪的情况下，要进行征粮，保证供给，就很困难。既要消除“肃托” 造成的严重恶果，又要对付日伪的封锁和“扫荡”
，还要战胜自然灾害，种种情况和原因，造成了湖西的三年困难时期。
战胜日伪的摩擦和“扫荡” 是克服困难的前提。在湖西地区，除边境上有个小羊山外，多是平原。在平原上打游击很困难，敌人的坦克、骑兵来袭击，跑都没地方跑。为了对付日寇对根据地的“扫荡”，我们依靠群众的创造，把道路挖断，挖上坑道，使敌人无法长驱直入。从1940年，在我们控制的地区，处处都挖了沟道，把村里村外的道路都挖成沟，大路挖大沟，小路挖小沟，那时叫做路路有沟，沟沟相通，也叫抗日沟。宽的沟达丈五尺，深有丈多，一般也有七八尺深。从村里挖至村外，从这村挖到那个村，以此对抗日寇的“扫荡”，群众也增强了抗日的信心。日本鬼子如来侵略骚扰，你从东边来，我从西边沟里出去，你从北面来，我从南面沟口跑了，不仅人能跑，连牲畜都能从沟道里转移。逐渐地，沟沟相连，一连能搞十几个村。后来，甚至数百条沟都互相连接，敌人对沟的构造不熟悉，他们不敢下沟，只能在沟上走，而沟里的人则可以向沟外打枪，沟外的敌人被打死了，还不知从哪里来的枪弹。他们即便是发现沟道，又不知道沟里有多少人，通向哪里，不敢贸然下来。我们把这种游击战叫做坑道战，以坑道作为种战术，发展得也越来越完善。两条沟交叉处，挖到十字路口上，中间留段不挖，建上碉堡作为掩体，隐蔽着打击敌人，不管敌人从哪个方向来， 都可以及时发现。另外沟的两边，还挖了站沟，人在站沟上站起来，可以看见外面敌人的走动，蹲下来敌人就看不见，如果有敌人在沟上走，沟里的人站起来，可以猛然刺他一刀，甚至抓住他的腿，将其拉下摔倒，使敌人很难应付。特别是到了晚间，鬼子更是不敢走动。
由于进行坑道战，找到了对付日寇的办法，根据地相对有了保障。而后，我们号召群众，种好庄稼，发展生产，并发放贷款，度灾救荒。同时，军队和地方干部也都进行生产自救，节衣缩食，与群众共同渡过难关。没有衣服穿，就把旧衣服拆开， 以里代面； 拆了补， 补了拆； 甚至把和尚庙里存的旧装装找来，缝成衣服，穿吃的主要是谷糠、树皮、野菜，从干部到战士都一样。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号召每个干部和战士，每天节约两粮，支援群众，要尽量减少群众的负担。在资助群众度灾救荒的过程中，军民关系、党群关系逐渐好转。在生产自救的同时，我们也大力开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发展统战线，进行民主建政。根据地各县都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湖西地区参政会。1940年下半年，湖西地区还选举产生了参政会，各县都选举了参议员，全区召开了民主参议员。大会在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1 /3 ，进步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占1 /3 ，各阶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占1/3 。在这次会上，我被选为湖西地区的参议长。在这次会上，还出了个笑话。参政会成立后，要发通电，我是起草电文的召集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简单，就让下面的几个人去办，直到会前也没有检查。在大会要宣读电文时，下面的人把电文纸送给我，才发现原来是张白纸，满篇纸上一字没有。但会议议程已经宣布了读电文怎么办？当时毕竟是年轻，思路也快，就急中生智，略加思索，边想边读起来，会场上点也没有发现什么意外。下场后，我询问那几个人，怎么随便递给我张白纸，是不是想故意出我的洋相？他们开玩笑说：“我们事先未起草，把这件事撂下忘了，等开会了，想起草又来不及了，几个人合计，就是临时起草了电文，你也不会照着念，还不如给你张白纸，由你自己随机应变，你不是随即就编出很好的电文吗？实在是名不虚传的大秀才！哈哈！” 这样来，弄得我哭笑不得，只好说：“以后再不许开这样的玩笑！
"在此期间，为了进行抗日爱国宣传，我还利用夜晚业余时间，编写了几个历史剧，如《揭竿起义》《岳飞之死》《黄天荡》等，在湖西根据地广为演出。有次我到丰县去，该县专业剧团就正在演出《岳飞之死》。
为了发展湖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在1940年底，我们还成立了湖西中学，也叫冀鲁豫边区第二中学。当时参军的人中有老有少，老的有五六十岁的，年轻的有十二岁的。老的还能扛动枪，干些后勤事务，年龄太小的，扛不了枪，走不了路，干不了多少事，再者我们为了培养军政干部也需要学点文化，所以举办了湖西中学。最初入学的多是军队或地方干部的子女以及参军的青少年学生，年龄都不大，小的十二岁，大的不过十四五岁。他们入学后，生活费学费书费，都是组织上供给，开始有三四十人，后来人更多了，男女生都有，因处游击战争时期，每个学员也发了枪，以备站岗
放哨或在非常情况随时转移时自卫。校长开始由行署专员李贞乾兼任，实际上的校长则是刘尹斋先生，这位老先生五十七岁时参加了革命，在艰难困苦时期，一直坚持革命到底，行军打仗转移，都跟着我们道跑，吃苦耐劳，毫无怨言，组织上为了照顾他，配给他匹马，他不能骑，只好配给他条毛驴，但是他很爱护它，总舍不得骑，到了宿营地自己不休息也要先给这条毛驴弄草备料。这个老同志，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 几十年如一日，实在令人尊敬。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副专员和徐州市政协副主席1963年，他在给我的信中还说，“正在通读《列宁全集》” 当时，我曾写诗以赠云：
“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于君未足奇。耿介当年绝世俗，忠诚为党见情辞。湖西桃李花千树，祖国龙骤骥万骑。白发灯前读马列，殷勤质朴是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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