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留在湖西中心地带的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梁兴初同志，突然带了个骑兵排来到路南我的驻地，好像是要执行什么任务，却又对我支支吾吾。在几次接触中我向他询问了路北的情况，谈到“肃托”时，我问他王文彬怎样，他回答说是“托派”，又问到李贞乾、陈筹等怎样，也说也是“托派”， 再问到孙鹤一、朱华如何，仍回答说都是“托派”就这样，我就不敢再问了。因为这些干部，有的是同我起打游击的战友，有的是我从徐州带出来的干部，我都比较了解，现在怎么个个都成了“托派” 呢？梁兴初在路南住了个星期就回路北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梁兴初原是奉命拘捕我的，由于我带着那么多队伍，怕引起事端便未轻易下手。
梁兴初走后不久，我突然接到命令，免去独立大队政委，降级调任支队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科长。这个蹊跷的任命，使我意识到定是把我和“托派”联系了起来，我只得离开独立大队。适逢当时整个支队奉命调往路北，我随支队机关路过陇海路不远即被逮捕了。捕后，我了解到梁兴初从路南返回路北途中也被“二王” 逮捕了。派他到路南，原来是“二王” 玩弄的阴谋，则借其捕我，另则又便于对他进行突然袭击。“二王” 乘梁兴初到铁路以南的机会，严刑逼迫一些人编造了梁是“托派” 的口供，甚至极其卑鄙地把一个年轻的女干部打成“托派”， 而后又百般折磨，逼使其承认以女色勾引梁加入“托派” 。当梁兴初从路南回来时，王宏鸣带了个骑兵排，以迎接为名突然将其逮捕。梁兴初同志是位老红军，又是苏支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对他的逮捕既进步扩大了事态，也更清楚地暴露了王宏鸣的政治野心。
我被捕后的第二天即开始受审。首先出面对我审讯的就是王须仁。对这个人我早就因其来历不明而怀有戒心，现在竟然来审问我，因而对他的审讯根本不予理睬。他审问了许久，我一句话也不回答，有时只给以昂然蔑笑。王须仁无奈，只得把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搬来。我见到白子明后，认为他应该了解自己，情况可能会有好转，因为湖西特委成立时，正是他来传达山东省委的指示：“特委书记与部队政委之职非王（文彬）即郭（影秋）” 后来王文彬任特委书记，我任部队政委，现在怎么下子都变成“托派”了呢？ 因此，我对白子明说：“子明同志，在徐西北区委与鲁西南工委合并时，是你传达的山东省委指示，你对我的情况应该是了解的” 然而，白子明却对我冷淡笑说：“那时有那时的情况，现在你已经走向新的战斗生活了”说着，就是这位区党委书记，竟凶狠地对我动起刑来。种种刑具轮流使用，开始坐“老虎凳”，继之用子弹刮肋骨，灌辣椒水，压杠子等等。边动刑，边逼我交代“托派”问题，审讯从下午两三点钟起，一直持续到晚上九十点钟，我曾几次昏死过去。他们却一无所获。后来，他们用电刑，我又昏死过去。他们坐在一旁狂呼乱叫：“看！看！郭影秋又装死了！”又过了许久，当我仍处于半昏迷状态时，白子明拿了张似乎是电报纸的东西，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并阴阳怪气地说：“这里有真凭实据，哼！哼！这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接着他又若有其事地说：“我问你，你是不是郭子化领导下的干部？”我说：“是” 他又说：“那好！山东分局的这个电报说郭子化是托派，他在分局已交代自首，而且供出你也是‘托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感到有些惶惑，对这伙人的阴谋诡计毕竟估计不足，还以为真是山东分局来了电报，便身不由己地说：“我一直是郭子化领导下的干部，他本人既然是‘托派’，又发展了我，我还能讲什么呢？” 就这样算是我承认了自己是“托派” 而终止了审讯。
当我被押回牢房后，夜深人静头脑逐渐清醒了，回想审讯中的一切，突然醒悟过来。心中暗想：“郭子化领导我做的都是革命工作，他怎么会是‘托派’，他批准我加入的是共产党，从来没讲过什么‘托派’，莫非我中了他们的圈套”。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彻夜没有合眼。第二天天亮，我就请牢房门口的警卫叫来警卫营长，请求这位营长借些纸和支笔来，然后我给苏支支队长彭明治同志写了封信。大意是说：昨晚我的口供有错误，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承认其是“托派”，那是他的问题，他过去领导我做的是革命工作，从未向我讲过“托派”的事，更没有说过发展我加入“托派”，我参加的是共产党，是按党的指示工作的，即令他是“托派”，也与我无关。昨天，我在昏迷中承认自己算是“托派”，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请求组织上处分我，甚至枪毙
我，但我绝不是“托派” 。不料，这封信并没有到达彭明治同志手里，而是落到“二王” 等人手中，这下又惹了大祸！
当天上午，“二王” 等人又把我提出来审讯，审讯是在个院子里的露天下进行了， 王须仁等审问者坐在条长桌子上，同时受审的还有肖县的民运干事陈景文同志等。审讯开始后，王须仁从桌子上跳下来，训斥陈景文不该翻案，边骂边亲自动手，拳打脚踢地把陈景文打倒在地，拽起来再打倒，打倒再拽起来，王须仁又随手捡起个木榔头向陈景文的头部猛击，把陈打得血肉模糊，陈仍是坚贞不屈，最后竟把这位共产党员活活打死。而后又凶狠地对我说：“郭影秋，你是不是也想翻案，奉劝你还是再好好想想，下午再审问你，你自己看着办，如坚持翻案，陈景文就是你的下场”这等于向我宣告：如翻案就要遭杀害。
面对这露骨的威胁，我做好了被枪杀的准备不过，内心深处却十分痛苦，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并非牺牲在与敌人拼搏的战场上，而是被诬为“托派”，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我甚至想高声呼唤：党中央！毛主席！你们可否知道，湖西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正在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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