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事件，始发于1939年七八月间。在此之前，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组成的苏鲁豫支队，开进湖西，一举消灭了王献臣的土匪武装，接着我们又改编了籍星科的土匪武装。这样，在湖西边区长期对我们骚扰的两股敌对武装基本铲除，湖西根据地得到进步壮大和发展。1939年5月，湖西特委升格为湖西区党委（又称苏鲁豫区党委或山东第五区党委）当时，山东省委也改为山东分局。湖西区党委的组成是：书记白子明、组织部长郝中士、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政府工作部长陈筹、青年部长孙衷文、社会部长赵万庆、委员李毅。我因转人苏鲁豫支队，未参加区党委。当时，区党委下辖有湖边地委、鲁西南地委、肖宿永中心县委，以及单县、沛县、丰县中心县委等。1939年上半年，苏支支队长彭明治和政委吴文玉带领二 三、七、九等几个大队，在陇海铁路以南活动，我也带着新改编的独立大队，随同主力部队活动在铁路以南，在湖西区中心地带活动的主力部队只有苏支四大队，由支队副队长梁兴初任大队长，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宏鸣任大队政委，总的看来，当时湖西根据地形势发展很好，抗日武装不断壮大，根据地日益发展，群众已广泛发动起来，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日斗争。
但在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下，也还存在些问题。譬如说区党委组成不久，领导干部分别来自不同地区，彼此间尚不十分了解和默契，有些人还有些宗派主义思想，在正规部队与地方武装之间，也因各自占领的地盘大小、武器多少而发生矛盾，苏支政治部主任王宏鸣与区党委军事部长张如，甚至因此闹不团结。还有的人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意识，王宏鸣与区党委青年部长同时爱上湖边地委妇女部长，而这位妇女部长却讨厌玉宏鸣，王即对妇女部长怀恨在心。同时，在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下，也未免泥沙俱下，钻进个别敌对分子，乘机以售其奸。当时的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就是个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我在义勇队二总队任政委时，他是政治部的锄奸干事，曾亲眼看到他审查对象时，采用肉刑逼供，用刑手法熟练，诡计多端，即感此人有可疑之处，拟对他的情况进行调查，恰在此时，他被特委书记白子明调特委任秘书，不久又升任单县中心县委书记、湖边地委组织部长。在后来的“肃托”中，正是这个王须仁，挑拨离间，玩弄阴谋，制造矛盾，严刑逼供，疯狂屠杀党的优秀干部。湖西地区的“肃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与条件下发生的。
1939年7月间，湖边地委所属干校有些学员在议论毕业后的工作去向时，流露出有不愿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情绪，并在学员的文艺演出以及自发组织的“同乡会”中，明显地暴露出来。
湖边地委发现这些情况后，认为问题严重，甚至主观臆断背后有阶级敌人煽动，决定由组织部长王须仁处理此事。在此之前，又适逢康生连续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的文章，虚构和夸大“托派” 的声势，使一些人产生了对“托派” 的神秘感和恐惧感。王须仁即将湖边地委干校发生的一般性思想问题，捕风捉影地与“托派” 联系起来，随意搜集整理了主持干校实际工作的教师魏定远的一些材料， 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而后将魏逮捕审查。王须仁对魏定远亲自审讯，采取诱供逼供方式，施加酷刑，硬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并编造了湖边地区有“托派组织” 的供词。王须仁将逼供所得材料，先后向湖边地委与湖西区党委领导白子明等人做了汇报。这些领导人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也没有分析王须仁的材料来源，反而大加赞赏其“能干” 、“有‘肃托’ 经验”，还正式指定他为湖边地委“肃托” 的负责人， 从此，王须仁更加有恃无恐，胆大妄为。他依据魏定远的所谓交代材料，又逮捕了一些干部，采用更加残酷的肉刑，指名逼供，如追问“是不是托派？”被审查者如果否认，往往加重刑罚，甚至活活被打死过去，除非点头称是，方予松刑。如此这般审讯，被逼供出来的“托派”便越来越多，被指控为“托派” 的人，也由一般学员，扩展到许多领导干部。如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化哲、军事部长尹易生及湖西区委宣传科长兼团结日报社社长朱华，甚至区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等。被逮捕的人也越来越多，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王须仁感到事态越来越大，要放肆地大干，必须有主力部队支持，而当时在湖西区中心活动的主力部队，只有王宏鸣带领的四大队。王宏鸣很年轻，当时只有二十多岁， 但参加过长征，自称是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 之一，居功自傲，极端狂妄，正想借“肃托” 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其与王须仁一拍即合，未向苏鲁豫支队请示汇报，便妄自肯定湖边地委的“肃托”完全正确，甚至擅自决定“肃托” 工作由他俩统指挥，遂使事件进步恶性发展。“二王”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随意逮捕审讯，逼供诱供，甚至召开大会公审判决，或不加审讯集体活埋与枪毙，成批成批地将些忠诚的共产党人，诬以“托派”的罪名而杀害，其中包括湖边地委的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妇女部长等领导干部，地委书记、区党委委员李毅也被打成“托派”。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将罪恶的矛头指向湖西区党委，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湖西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完全成了他们的傀儡工具和帮凶。他们率先逮捕了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同志。马霄鹏是位20世纪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高的党性原则，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是党内比较负责的重要领导干部。审查和逮捕这样的干部，理应请示上级领导部门，但他们却肆意践踏党的原则，拒不请示就擅自逮捕审讯， 而且赤膊上阵，亲自动手，使用种种残酷肉刑，百般毒打，硬逼马霄鹏承认自己是“托派”。 马霄鹏同志在严刑拷打和有人当面“作证”的情况下，仍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并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严厉告诫他们说：“白子明同志，我是山东分局派来的你要相信分局，你要对党负责！” 又说：“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然而，“二王” 与白子明等对这些忠告听不进去，反而对马霄鹏同志更加严刑毒打，直活活打死，使这位深受干部和群众爱戴的老党员含冤去世。
接着，“二王”又包围了湖西区党委驻地单县东南的王于庄，妄图对区党委进行武装包围。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与军事部长张如出村查看情况，迎面碰上了王宏鸣与王须仁“二王” 不由分说，将张如扣压，而后对白子明说：“区党委除你人外都是‘托派’
，你住在托匪窝里好危险呀！”而后又编造谎言说：“中央有电报来，指出湖西区党委是‘托派’司令部，为防止暴动，中央特派王宏鸣率主力部队前往采取紧急措施， 我是奉中央命令来的”这时白子明已完全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彻底屈服于“二王” 而后，在“二王” 授意下，白子明给区党委其他委员写信说：“尽快到苏支四大队队部来有急事相商” “二王” 想以此将整个区党委一网打尽。正当区党委的成员犹豫不定时，“二王”已率队开进区党委机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统战部长王文彬、社会部长赵万庆、青年部长孙衷文以及组织部长郝中士等统统逮捕或软禁起来。至此，湖西区党委除书记白子明人外，其他八名委员全部被打成“托派”。
在这种情况下，好端端的湖西根据地一时间一片阴森恐怖，处于瘫痪状态。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二王” 伙人把党和人民的好干部、好儿女当成“敌人” 残杀。在王文彬同志坚决与他们斗争时，竟将这位湖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在当地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声望的老党员，诬以“托派” 的罪名，在公审“托派” 的大会上当场枪决了。为掩人耳目，他们还伪造中央名义盗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张贴处决通告，欺骗广大党员和群众。
在 “二王”的操纵控制和当时湖西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的参与下，“肃托”像瘟疫样在湖西地区迅速恶性蔓延。他们在瓦解了区党委之后，又逮捕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指挥长李贞乾同志，并将罪恶之手伸向苏鲁豫主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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