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星科的队伍整编为独立大队后，组织上委派我担任独立大队政委。我带了五六个干部走马上任，这几个干部是特派员徐元文、组织干事彭涛、青年干事潘雨章，还有两个指导员，一个叫张庆林，一个叫王香圃。这支队伍反正初期，他们很不习惯，原来可以随便抢老百姓的东西，现在当了八路军不能随便抢东西，受到了严格的革命纪律的约束。加之，当时部队生活比较艰苦，不少人吃不了苦，结果纷纷逃跑，因为多数士兵都是本地人，离家乡不远，少则十里、二十里，多则百把里，跑回家比较容易。有时一天竟跑二十多人，跑得大家都没有办法，不仅我们不希望这样跑下去，就是籍星科、何玉祥他们原来的官长也不愿意让这样继续跑下去，因为兵跑完了，官也就难当了。因此，我们决定将这支队伍换防转移，离家乡远点，使士兵逃跑困难些。正好在1939年三四月间，苏支要向陇海路以南转移，独立大队决定转到陇海路以南的肖宿永地区的方城集，准备在那里驻扎，进行整训。从出发到驻防地要走很长的路，而这支队伍原来就在家边上转来转去，没有长行军的锻炼，前面的人走过去，后面的人就走不动了。大概离陇海路有七八里，有些人就不想走了，怎么说就是不走，甚至躺在路上不动。当时，天已经快黎明了，天亮，日本鬼子发现有队伍，就会打仗，部队就更难转移了。这时，何玉祥急了，他命令警卫员骑着他的马拿着他的枪，对躺着不走的一个个地叫，如果谁再不走，便就地枪毙。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劝止说，不能随便杀人，而且团部也无权杀人，以后不经支队部批准，任何人不能擅自杀人，还是要说服动员，真正不愿意走的，表明他不愿意继续革命，也就只好随他去，不必强迫。经过再次耐心说服，大部分人继续往前走，也有少数人决心不走， 便决定将其除名离队。
到了铁路以南驻军时，照例司令员与政委应住在一起。但籍星科抽大烟，还有些人伺候着他抽，刚刚改编过来，他这个恶习时又改不了。我如和他住在一起，不叫他抽行不通，看着他抽更不好。因此，每到驻地后，我们都分开住，有时他住后院，我住前院，或他住东屋，我住西屋。有次驻防，我住在前院，听到后院籍星科的住处传来乞求声：“老爷饶命！老爷饶命！”接着又是阵皮鞭抽打声。我让特派员到后面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籍星科在审问一个犯了错误的士兵。边审问，边抽鞭子打棍子， 打得那个士兵惨叫“老爷饶命”我想当时去制止他，可能会使他下不了台，或者激起对立情绪，只好决定事后对他进行教育。事情过后，我诚意地对他说：“部队规定有纪律，上下都应该按纪律办事，对犯错误的战士，小则批评，大则记过，再重者开除军籍，或交军法处审问，不能采取个人坐堂审问的方式。” 还有一次，他的警卫连长偷卖了他的匹马，籍星科知道后，让警卫员把那个警卫连长叫来，该警卫连长在他面前站有三五分钟，他什么话也不说，最后哼着鼻子冷笑了声说：“你走吧！”那个连长只好小心翼翼地向他的驻地走去。籍星科声不响地跟在后面，我想看着他要干什么，也在后面尾随着。只见刚走出村头，籍星科就从腰里拔出驳壳枪向那个连长瞄准，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拽住他的手说：“你这是干什么？”他咬着牙说：“我崩了他这狗日的！'我说：“干部犯了错误应该惩处，但不能不加研究，不经请示就枪毙，一个支队司令也不能这样做！”籍星科虽然气得跺脚，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把枪放下了。
还有一次，我们到个村上驻防，有个妇女在街上大叫大嚷地哭喊，说是个战士侮辱了她。经过询问，她说正在和面为战士做饭，一个战士从身后跑来，强行将她奸污了，还说，在纠缠中那个战士身上还沾满了面，因此，她气得疯了似的在街上大吵大闹， 在当地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我们按那位妇女提供的线索，很快找到了侮辱妇女的战士，随即将其扣押起来。为严明军纪挽回影响，经报支队部批准，决定以奸污妇女论处，依照军法执行枪毙经与籍星科商量，他也同意这样处理。在召开公审大会时， 我们让籍星科讲几句话，一开始他再推脱不肯讲话，后来勉强答应了，但到会场上， 只重复地讲了三句：“弟兄们（ 拍手）你们看还有这样的！”停顿了会，又拍手说：
“弟兄们，你们看还有这样的！”接着又重复地说了这句话，挥了挥手，意思是按军法枪毙吧。不管如何，他总算对此事当着全军和群众公开表了态。对这个人的依法严惩，对整顿部队纪律，起了很好的作用，也没有引起异常的反响。因为土匪部队，反复无常，有时一件事处理不当，就可能翻脸不认人，甚至于哗变倒戈。从对许多事件处理的过程中，我感到籍星科对我们一般还比较尊重，能接受党的领导，努力进行自我改造。
但这次事件不久，籍星科突然对我说，他母亲病了，想回家看着。大家议论纷纷，认为他回家就可能不回来了，因为他没有大烟抽了，又不能随便称王称霸，很可能是过不惯这种严格的生活，对于一个过惯了土匪头子生活的人说来，要适应革命军队的生活的确不容易，可以说是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为此，我们请示了支队部。支队部决定， 不仅要让他回去，而且给他拨二十匹好马和骑兵，二十条好枪，并给他二百块银元。因为从我们驻地回铜山，要经过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给他带些人马枪支，以防沿途发生意外，而且拨给他的人都是他原来的亲信和随从。我们作了两方面的思想准备， 他回来最好，不回来也罢。但十多天之后，他与所带的人马又全部回来了，一路往返，行程需要七八天，说明他在家没有停留几天。通过这件事，我们进一步感到籍星科完全可以改造。这一次，他本来有机会离开，但他自觉自愿地归队，说明他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抗日。
籍星科回来时，我们正在进行围歼战斗。一天夜里，我们根据命令要撤退到铁路西， 但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还没撤到隐蔽的地方，如不快撤就有可能发生新的遭遇战， 这对撤退的部队来说是很不利的。但不巧的是找来带路的群众偏偏又把路带错，多走了不少弯路，部队在徘徊不前，整个部队的情绪受到了影响，我看到籍星科的脸气得发青，沉着半天不说话，他周围的几个亲信随从几次与他交头接耳，似乎在酝酿什么事情，说着籍星科拔出枪支，要枪毙那个带路的向导，我感到当时的气氛很危险，顷刻之间不定会发生什么变化，能镇得住就镇住，镇不住，他把人打死，就有可能把队伍拉走或引起分裂。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与籍星科直接冲突，就授意何玉祥对他说：
“这个地方离铁路很近，千万不能开枪，开了枪，招来鬼子，我们就走不了啦！”籍星科领会了何玉祥讲话的意图，把枪收了起来。说明他没有意思引起事变，只是为部队着急。改造土匪部队的整个过程，瞬息之间都有可能发生急骤变化，一定要因势利导，既不能生硬对立，操之过急，也不能随意迁就，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抗战开始以来，我们有好几个地方对土匪部队的改造没有成功，派去进行改造的同志惨遭杀害，就是没掌握住这“火候” ，我们对籍星科这支土匪武装的改造，总的说来还是比较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该部有个何玉祥，他倾向进步抗日，与籍星科的关系又较好，而且掌握实力，因此使诸多危机转危为安，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围歼战斗结束后，部队又集中在方城集整训，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又进行军事训练，要把农民变成革命战士，总要经过反复的教育和训练。在整训中，我们吸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独立大队中表现进步的干部，如何玉祥，好的战士如九连通讯员汪萍等，都被吸收为新党员。从一个土匪队伍中的团长进步发展为共产主义战士，说明革命战争的确造就锻炼了革命者。籍星科则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组织上授予他烈士称号。
1939年7月1日，在进行整训的基础上，部队进行了改编。五师代师长陈光到了方城集，宣布改编令：将三大队肖宿永大队和独立大队，合编成第三大队，共有三千五六百人，四四制编制，力量很充实改编后，耿云斋任大队长，籍星科任副大队长，我仍任政治委员，参谋长是田文扬，仍在肖宿永一带活动。不久，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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