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臣又名王歪鼻子，乃丰县一霸。他原来是北洋军阀的一个旅长，后来成了丰县的小军阀，有将近千人的队伍，手下的人多是旧军阀中的军官、兵痞、土匪、流氓。其人心狠手毒，与日军相勾结，心想把我们挤垮吃掉。是我党发展武装的严重障碍，王献臣与丰沛两县国民党新派的力量也存在着矛盾。因此在组织讨伐王献臣的战斗中， 决定采取统一战线的政策，把国民党丰县沛县的上层人士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经过协商，组织起一个 “苏北讨王司令部”，也叫“讨逆司令部” 我们义勇队组织两千人，包括路南的十七、十八两个大队，以及孙叔平、耿蕴斋领导的五大杆。特委的几个主要领导王文彬、李贞乾和我都上了前线。与之同时，国民党沛县武装出一个团，丰县出四个中队。将近有三千人的规模，联合司令部由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任司令，李贞乾任参谋长，共同负责指挥作战。
这次战役组织的人虽多，但战斗却打得很不顺利，联军虽把王歪鼻子团团包围住，然而对方防守却很坚固，我们没有新武器，一时难以打下来。包围了二十多天，双方仍处于相持局面，好几千人聚集在一起 ，吃饭问题就不好解决。恰在这时，冯子固的参谋长白志祥跑来送了个信说：“日军又要出动！”我们立即开了紧急会，分析了形势，都认为这个仗不能再盲目持久地打下去了，因为： 第一，没有粮食；第二，弹药供应不上；第三，缺少医药；第四，天气已渐渐冷了，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他们入伍时穿的什么衣服，现在还穿什么衣服，破烂不堪，鞋袜也没有。这样打下去，会把战士拖垮拖疲，日军再来，局面则更不可收拾。因此联席会议决定立即撤围。撤围的时间在中秋节前夜，分三路撤围：一路是李砥平带领的十七大队和孙象涵带领的十八大队仍回肖县，一路由二总队指挥长李贞乾带领撤到丰县以南带活动，再路是五大队十三大队，由我带领到金乡一带活动。
撤到金乡时已是中秋节，我们到了金乡以西，本想在金乡县城驻防，但因仗打得不好，金乡的国民党军不愿意让住，只好又绕到金乡以西的羊山驻下来。义勇队之所以分兵几路，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兵源多搞些枪，更主要的是需要搞给养，弄些棉衣鞋袜， 分散开来比较好筹集；另一方面也想集合休整进行教育，因为部队刚搞起来就打大仗，而且没有打好，战士思想比较混乱，需要进行抗战必胜和纪律方面的教育。
在羊山驻扎下来后，当地人开始还比较欢迎我们，加上这里有统战关系，我们的一个党员汪亚明在这里当区长，还有个伪乡长与我们队伍中的周冠五同志有些联系，有些问题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后来，当地人看我们队伍的人数不多，枪支也不行，穿得又很破烂，对我们有些冷淡。另外是因为他们想让我们去打满洞，所谓满洞是个山区，山不大但洞很多，聚集了不少土匪，经常出来扰乱社会治安，所以，当地人希望我们去消灭这股土匪。但我们考虑再三，终于没有去，主要是弹药不足，一个人两排子弹，甚至只有两发子弹，怎么能进山打土匪呢！恰巧这时，我们的宣传队在演出时又闹了件事。当演出枪毙汉奸时，演出使用的是真枪，由于事先疏忽，子弹没有退下膛，一个演员拉枪栓当场把另一个演员打伤，把看戏的群众都吓跑了，弄得整个驻地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在金乡继续驻扎，只好带着队伍又回到原驻地。
部队驻防金乡期间，还发生过件异乎寻常的事。大约是在1938年11月，我正住在金乡城南王玉庄。有一天，特委的马霄鹏同志来到这里，向我传达特委的通知说：特委已经改组，改由白子明任党委书记，说是因为王文彬同志很谦虚，他不愿当书记而改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马霄鹏，青年部长孙衷文，军事部长张如，我的职务没变，另外还增补了李毅为委员，这样的改组使我很纳闷，特委刚成立时，山东省委就有明确指示，书记“非王即郭”，我是被指定的主要负责人，担任了部队政委，为什么特委改组，变动书记，这样大的事情，事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不大对劲，但由于已经改组，并正式向我传达，我也不好再表示什么意见。当时我还曾经想，是不是因为打王歪鼻子的战役没有打好，我与王文彬负直接责任，致使特委改组，由白子明升任书记呢？这实在是个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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