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块地方都建立起区委，相当于小地委。特委准备搬到徐东北鲁南山区，所以徐东北的工作由特委直接抓，不另建区委，徐东南区委机关设在睢宁，书记是张芳洲，组织委员吴季诺，宣传委员推我兼任，实际上我没有到任，因徐州第五战区的工作分不开身。徐西北的区委书记是王文彬，徐西南区委还没有建立起来。后来，苏皖地区肖宿永地区、湖西地区、鲁南山区四个抗日根据地，就是在徐州特委所划归块地区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徐州特委估计，徐州有可能陷落，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也会落人敌手，而我们在铁路四周开展游击战争，则会给敌人以很大的牵制。看来，特委这个分析，考虑相当正确和周密。
徐州沦陷当天，我从徐州城里随着潮水般的人流，一口气向徐东南跑了七十五里，到了徐东南房村附近的殷杨庄，找到这里的支部书记杨涵之，因为他是铜山工委的宣传委员，曾积极贯彻黄口会议精神，在殷杨庄办过抗日游击训练班，我还发给他们二十条枪。他看到我之后很吃惊地说：“今天敌人的飞机已在这撒过传单，从传单上看徐州城已经陷落，传单上印着徐州车站上插着日本太阳旗的照片” 又说：“现在日军已开到双沟，离这里只有十五里，中午时敌人的坦克就已经到了”我也向他说：“黎明前敌人的炮弹已打到徐州东站，徐州的陷落肯定无疑，现在几面都是敌人，没有别的出路，我们赶快研究下，准备拿起枪进行武装抗日。”当晚，我们就在殷杨庄召开了党支部会议，研究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问题。
本来这个地方训练有四十多个游击队员，还发有二十条枪、两千发子弹，但是一旦要真的把农民变成兵，并不容易。平常训练下还可以，真要拿起枪干起来，却不愿意离开家乡故土，怕真枪实弹地去打仗。那天晚上开了大半夜的会，只有十来个人愿意干，便发了十多条枪。
拂晓，我刚刚合眼，杨涵之就把我推醒说：“赶快走，敌人已经到了附近，离这里只有一里多路，中间只隔着个梨园” 我赶快脱下军装，换上杨涵之带来的长衫，抄了条枪，又抓了两布袋子弹，就带着那十几个人向南跑去。敌人是从东北方向来的，我们跑的方向正是敌人前进的方向。我们在前面跑，日军在后面追，同行的还有许多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跑了半天，到了栏杆山，我想找这里的联络员郭子豪，但是整个村的人都跑完了，一个人也找不到。这时，同来的十来个人说什么也不再走了，虽然说这些人都是党员，但这种情况下也不好强迫，只好随各人自愿，这样只剩下杨涵之等四五个人和我继续走。杨涵之是铜山人，按道理我们都不能离开铜山，应当在本地坚持，但就实际情况看，当地已无法坚持因此，我主张过津浦路，找个支部取得联系后再商量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当我们走到津浦路夹沟车站以东时，又碰到民众动委会的四十多个青年，有青年团的，如狄克东、李光义等，他们也都同我一样，从徐州城出来的。见到我之后，问我怎么办。我说：就跟着我走吧！到铁路以西打游击去！这些青年也都同意了，决定当天晚上跟我起过铁路走到夹沟车站附近，见到聚集有三四万国民党兵，许多士兵身上还背着大包小包，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东西，乱糟糟的不成体统。过铁路时，日军的探照灯照，接着又连打了几发炮弹，逃难的人群与国民党的败兵，哗的下像潮水般四处溃散，人喊马叫，哭声震天，真是兵败如山倒。我们那伙人也全部被冲散了，跑到七八里以外，不仅杨涵之和那几个当地游击队员不见了，动委会那几十个青年人也不见了。
大概是徐州失陷后的第二三天，我到了肖县的王白楼，当时我与邓锡侯的川军走在一起。川军的纪律还比较好，他们不乱抢乱拿，也不乱打人。川军由于路不熟，抓了几个向导，有男有女，全剃着光头，背着布袋子，一身农民装束。我一看这些人，原来是徐州动委会的，他们为了安全起见，都化装成老百姓，其中有一个是肖县的青年，我问他：“你能找到李砥平吗？”他说：“能找到！”我说：“那就好，能找到他， 我们就留下来打游击”这样我们离开了同行的川军，去找李砥平。
那时我全身的装备是一条长枪、一只手枪、几布袋子弹，仍穿着一身军装。我把这些东西换下来，还剃了头，也打扮成农民模样。我们到了个地主家，想找点吃的。那家地主看到我这个打扮，待答不理的，胡乱给弄了点吃的。第二年我又路过这里，带了一个团，已是团政委，这个地主见了我吓得一直发抖。不过，我一点也没有给他难堪，还做他的统战工作，争取他支持抗日，他也还比较开明。而后，我由那几个肖县青年带路，在李酒店找到了肖县党的负责人李砥平。在这里住了好几天，李砥平向我介绍了这里的情况，能联系上的还有二十多个党员，有十三条步枪。我们决定，以这些人和枪为基础，尽快把队伍拉起来，开始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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