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三四月间，我曾带了两个宣传队，组成第五战区宣慰团，由我任团长，到丰县邳县等地做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看到各地干部和群众，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 如农委会组织了慰问演出，还看到些区、乡组织起民众自卫队，手持大刀红缨枪，进行抗日自卫。
同年3月下旬，由于日矶谷师团主力沿津浦路台枣支线南下，在近百辆坦克和数百门山炮野炮与成群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台儿庄发起猛攻。国民党先后调集了第二十军团和第二集团军约四十万人的兵力，进行台儿庄保卫战，双方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战斗， 我方取得完全胜利，日军遭到惨败。这次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为了庆祝胜利，慰劳前线抗日将士，我们总动委会组织了慰问团，由我率领于4月下旬到台儿庄进行慰问。
我赴台儿庄慰师之前，徐州的形势已很紧张。临出发前，我还参加了特委的一次会议，研究徐州沦陷后党的工作如何办。议论的中心是转移敌后打游击。同时，在这次会上也研究了我的工作问题， 特委有些同志主张我留在后方打游击，因为地方缺干部，刘文同志则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可轻易离开李宗仁这个地方，争得这样的工作环境与合法地位不容易，不应该放弃。讨论未定下来，我就到台儿庄巡视和慰劳去了，刘文同志也转回延安养病。
正当我在台儿庄慰劳巡视期间，大概是5月十六七号，一个国民党的赈务委员对我说：“国军要撤退！” 还具体说：“高树勋第一站，一天八十里，向西南撤；第二站是孙良诚，也是一天撤八十里；第三站是张冲的滇军。只有五十军于学忠不撤，要向敌后插，准备在后方牵制敌人”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即刻意识到国民党要放弃徐州，我必须立即返回。就在这天，日军的六架飞机在我刚刚离开的地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为这一带的群众听说赈务委员来放赈，每人两块银元的赈济款，各地逃亡的难民都向这里密集。敌人发现了这一目标，便派飞机滥炸，这次就炸死了三百多人。
我连夜赶往徐州，铁路已经不通，我只得沿着铁路线步行。当时，看到一列一列的火车在燃烧，列车上载的都是弹药、粮食、棉花等军用物资，因仓促撤退来不及运走， 故放火烧掉。
到徐州后，特委已经撤出，一个人也未找到碰上。一个我熟悉的便衣，他对我说：“人都走了，街上来来往往的都是缉查队，在检查坏人，你还不赶快出城”当时，已能隐约地听到敌人的枪炮声，但我一天一夜走了近两百里路，已经疲惫不堪，又觉得似乎有些事还没有办完，想找个地方先休息下再说。我便走到徐州城里的快哉亭公园，在那里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就身不由己地睡着了。突然，敌人的炮弹从我头顶上呼啸而过，我急忙起身，跑到民众教育馆。
因为我离开时留有两支手枪，想在撤离前，把它找回带走。但到民众教育馆后，发现门大开着，什么人也没有，枪也无影无踪，我只好赶快出城。
当时敌人已打到徐州车站，我只好往徐州东南方向的殷杨庄去找党的联络点，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
我想，很有可能我是最后一个从徐州撤退出来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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