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亲任主任，下设组织、宣传、战勤三个部，各部部长分别由他的秘书和亲信或地方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担任。其中组织部长是李的机要秘书夏次叔。夏是留美学生，有进步倾向。赵光涛任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是CC 特务晁庆祥，副部长是托派分子郝惊涛。战勤部长是徐州专员李明扬。秘书长则是北伐时期担任江苏军事法庭庭长的刘汉川先生。当时，我们党自“西安事变”后，正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李宗仁作为国民党中的桂系军阀，长期以来与蒋介石之间有一定矛盾，特别是在日军压境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下，也有抗日爱国的愿望，愿意接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战线。就我们来说，也有必要利用这样的形势和条件，进一步扩大统战线，争取更多的力量，共同抗日。刘文同志曾问我有没有关系可以进人总动委会，而且要尽可能掌握组织部，因为组织部是个权力机构，战区所属各省各县群众抗日团体都要在组织部登记，登记就属合法。同时，各省各县动委会的干部也由组织部任命，我们如能掌握组织部，就可以发展进步势力，限制国民党右派破坏抗战。于是我特意找了组织部副部长赵光涛，表明愿到总动委会组织部协助他工作，他即刻向李宗仁推荐我任组织部总干事，总动委会各部的部长副部长都是挂名的，实际工作则由总干事做。我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在组织部下面又设立了青年干事和职工干事，分别找了我们的党员唐秉光、邵育才和徐致雨担任，这样组织部实际上由我们掌握了。而后总动委会又选举了十二名常委，我又被选为常委，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上层人士如李宗仁、李明扬接触就更为频繁。同时，特委和刘文又任命我为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党团书记，负责总动委会的党团工作。因此，在这段时期内，我利用这合法身份，集中精力从事党的抗日统战线工作。在我进人总动委会的同时，我党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因其原是徐州七师的学生，与徐州国民党上层有很多关系，如其与总动委会秘书长刘汉川的关系就很好。刘聘请了郭子化任总动委会委员，所以当地群众都称子化同志为“郭委员” 另外，李明扬与子化同志也有较深的私交，其他如国民党铜山县县长曹寅甫、沛县县长冯子固、丰县县长董玉环、肖县县长王紫石等，与子化同志也都比较熟。这些人， 大多是“四二 ” 政变前的老国民党员，在徐州带都有很大影响。而夏次叔先生对我们又直采取支持的态度，还有雷宾南又担任抗日青年训练班的班主任，这样郭子化和我可以通过刘汉川、李明扬、雷宾南等，直接做李宗仁先生的统战工作。
这期间，国内许多政治文化知名人士，如许德形、章乃器、李公朴、梁漱溟等都相继来过徐州，还有东北平津、济南、京沪一带的流亡学生都曾集中在徐州，还有各地的青年抗日救亡团体、艺术团体和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如金山、张瑞芳、王 莹和音乐家冼星海，也到了徐州。再者属于各救亡团体演出团体的领导人，多数也是我们党内的同志，如荣高棠、杨易辰、张震寰、武衡等，当时也都到了徐州。这些党内同志到徐州后，都和我们接上了关系，按照特委和总动委会党团的要求，配合我们开展工作，他们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也尽量帮助解决，如那些各地的流亡学生和救亡团体，经常求见李宗仁，请求抗日，多半都是由我打通关系，或由我陪同会见李宗仁。一般说来，要求会见李宗仁多能得到答应的，由于引见和解决总动委会的各种问题，这一期间，我和李宗仁接触较多，他给我的印象还好，很沉着，抗日也比较坚决。
这期间，我们通过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解决了不少重大问题。如李明扬当时兼任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他为了在地方上扩充实力，委任了不少游击司令，并发游击经费。一些军阀地主、土匪拉起些人，李明扬就给他们个“司令” 的称号和番号、编制。而抗战爆发前，我们党在徐州周围地区，并没有建立起正式的革命武装为发展革命武装，郭子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经过多次交涉，李明扬终于答应给我们一个公开活动的游击队番号——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委任张光中同志当队长， 还发给了一些枪支弹药。张光中利用这个番号，在沛县、滕县交界处，创立了四个大队的革命武装，每队百多至二百多人，这是我党在徐海地区公开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以后统称为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成为开辟鲁南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徐州沦陷后，我们深人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人民武装，也是利用这个番号。
此外，1937年12月，第五战区各县建立动委会组织，按总动委会的组织条例规定，各县动委会的主任委员均由国民党主要行政官员兼任，另由总动委会派指导员人去做实际工作。由于我们掌握组织部，经过努力和斗争，所派遣的各县动委会的指导员，尽可能由我们挑选，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如丰县的陈筹、沛县的苗宗藩、肖县的李砒平、砀山县的尹易生、邳县的栗培元、睢宁的吴季诺、宿迁的于化琪、永城县的刘平江和枣庄煤矿的张福林等。也有少数是“个别党员”， 如铜山县的佟子实。此外， 也选派了些我党的同情人士，如宿县的郭子豪、烈山煤矿的张云树等，这些指导员的努力工作，对动员各界群众抗日，扩大抗日统战线，贯彻党的意图，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总动委会工作过程中，夏次叔是我难以忘怀的人士，他在各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和他接触很多，经常相互谈论些问题，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和我们一致或比较接近，其思想表现了明显的进步倾向，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员，但我始终没有弄清他的政治身份。徐州沦陷后就再没有见到他。有的说他是在撤退时牺牲在日寇的流弹下，也有的说他是被国民党内部顽固势力所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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