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王先锋出生于沙河辛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父母都是农民，没有钱供他读书，每日除了帮父母放牛砍柴外，就是和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没想到，战争真的来了。
王先锋9岁那年，日寇侵略中国，叔叔王书琴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在敌后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在叔叔的带领下，小小年纪的王先锋也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成了一名“娃娃兵”。
参军后，王先锋先后担任勤务员、宣传员和交通员，并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不断成长。 1943年，王先锋被任命为德州地委交通站第二中心站站长，活跃在禹城、平原、陵县、临邑、齐河一带，负责通信联络、文件传递、干部接送等工作。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王先锋曾在“铁壁合围”中死里逃生，也经历过“潜伏”生涯，秘密从事地下工作。 1944年初，王先锋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和群众工作。
抗战胜利后，王先锋任组织委员，负责发展党员、组建党群组织，与还乡团等顽固势力进行周旋，后任渤海军区保卫干事、保卫指导员。 1949年，他随部队参加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后又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保卫战。
后来，王先锋转业后被分配到临沂市平邑县从事文教工作，1993年搬回老家沙河辛村，如今他和老伴在这里安享幸福晚年。对于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王先锋称自己从未忘却，每当看到抗日剧中那惊心动魄的敌我较量，总能想起当年的戎马生涯。
我出生在沙河辛村，土生土长，父母都是农民，从小就在家割草、放牛，闲下来喜欢跟小朋友们玩“打仗”的游戏，特别崇拜大英雄。日本鬼子来了后，从大人口中知道他们不是好东西，“打仗”也变成了“打鬼子”。
虚报年龄“赖”进部队
1938年9月，肖华率领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进冀鲁边区。队伍路过我们村时，队员们一个个穿着军装，背着背包，雄赳赳气昂昂，尤其是很多“娃娃兵”扎着皮带，斗志昂扬，边走边唱着打鬼子救中国的歌曲，看到他们，我打心眼里羡慕极了。
我的叔叔叫王书琴，他和十几个老乡在地下党员霍仙洲的动员下，参加了八路军，我再也按捺不住，也想扛枪打鬼子。当时我还不到10岁，怕部队不收，就虚报了年龄。我比同龄孩子个头都要高，身体也敦实，乍一看还真像是十三四的。
可初见部队的李青山委员，他就是不相信，叫来队伍里13岁的宣传队员和我比个头。我比过了他，但李委员就是不吐口。我就赖着不走，李委员没办法，只好把我留下来当了勤务员。平禹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我又给王其元县长当勤务员。
平禹县作为老抗日根据地之一，冀鲁边区二地委经常活动在这一带，需要一个机灵的小孩传递情报，在大家的推荐下，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从此，我除了在二地委宣传组做宣传工作，每日派发文件外，还负责向外传递情报。
扮成 “放牛娃”躲过“铁壁合围”
1942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卓绝的时候，敌人时常发动扫荡，妄图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区。
1942年腊月十二，日伪军8000余人，汽车上百辆，实行拉网篦梳式的扫荡，将我党政机关及分区区队武装力量千余人合围在张士府。日伪军形成强大的包围圈，将抗日军民全部压缩到张士府、胡家窑、郝庄以北，小胡村以南以东，李大鼻以南不足3公里的胡家窑大洼里，情况万分紧急。
当时正逢张士府大集，鬼子四面合围，炸了集市，人们纷纷四处逃散，我和二地委的十几个人被冲散了。鬼子从李太丰村赶着老百姓合围过来，眼看着走投无路了，我看到一名妇女抱着孩子牵着牛，灵机一动，让她把牛给我，装作“放牛娃”。鬼子来到跟前，那妇女喊了声“小顺子，快走”。鬼子一心要抓八路军，一看我只是个放牛娃，骂骂咧咧地走了。
为抗日，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腊月十二大扫荡，我躲过一劫。抗日机关重新恢复后，年仅15岁的我担任了二地委交通站第二中心站的站长，负责文件传递、干部接送等工作。
作为地下工作者，送情报是常有的事。但沿途有鬼子的据点，时常盘查路人，想把情报送出去不容易。一次，我接到任务，要把22个重要文件送到德县。
我把文件藏好，骑上毛驴就出发了。据点里的鬼子吃了八路军几次亏，知道城里有内线，卡子多了起来，搜查也紧了。路上，几次遇上沿线封锁的日伪军，我不慌不忙，与他们斗智斗勇，最终顺利通过，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任务。
1944年1月，我入了党，开始从事群工工作。虽然再没能去前线扛枪打鬼子，但我知道，群众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坚固保障，要把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团结起来，一起打鬼子，这项工作同样光荣而艰巨。
就在同一年，我随地委工作组到临邑县宿安乡鲁家庙一带宣传减租减息。当时，正逢母亲去世，虽然离老家仅仅12公里，我却没能回家见她最后一面，甚至丧事也没能参加，这成了心中永久的遗憾。
本报记者 王倩倩 本报通讯员 牟书会 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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