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刘全尊的故事

    庆云县经济开发区渤海路街道任店村一个农家小院里，刚进门，就听见刘全尊老人洪亮的声音。见到记者，他的小儿子刘金明笑着说， “俺爸都等不及要和你们讲讲他的抗战故事啦。”
    刘全尊今年89岁，腿脚不是很灵便，耳朵也重听得厉害，必须要刘金明帮忙转述才能听清楚别人的话。但老人思维清晰，声音洪亮，精气神儿十足，讲到激动处，时不时站起、挥动着两只手臂，仿佛当年激战沙场的场面就在眼前。
    日军入侵庆云后，刘全尊的父亲刘文宣一直从事抗日活动。 1940年6月，受父亲的影响，年仅14岁的刘全尊参加了庆云县抗日除奸团，为共产党秘密传送信件、传递消息。在与敌人的不断周旋和斗争中，他不断成长。
    1942年，刘全尊的父亲和爷爷相继被日军逮捕、杀害，怀着对鬼子的痛恨，他加入了庆云抗日救国军。1943年，在对日作战中，刘全尊缴获日军轻机枪一挺，荣获战斗英雄称号。
    1947年8月，刘全尊因病退伍回乡。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乡武装部长、生产队队长和林场生产队长等职务。刘全尊一生育有2个儿子，现在和小儿子刘金明一起生活，安度晚年。
    我的父亲刘文宣一直从事抗日工作，大部分时间都顾不上我。从小，我就东一口、西一口，靠着村里长辈们的接济长大。受父亲的影响，我14岁就参加了抗日除奸团，因为年龄小，团长王洋寿安排我给大家伙儿当通讯员。
    机智的小通讯员
    有一次，上级安排我将一封信传递给乐陵一名地下党员。不知为何走漏了风声，日本人得到消息，在乐陵附近安排了几十名伪军进行盘查。
    我远远地看见由于排查排起的长队，心想不好，于是躲到一旁，偷偷地把信放到了鞋垫底下，又故意摔倒在旁边的水洼里，把裤子弄脏、鞋面上也弄得脏兮兮的。
    做好这些准备，我若无其事的排到队伍里，其实心里突突直跳。伪军问什么我就答什么，装作很配合的样子，有不懂的就和他们装傻打诨，见我年纪小、态度又好，伪军只顾得说笑，把我放了过去。过了关卡，我长舒一口气，最终把信安全送到。
    父亲和爷爷被捕牺牲
    1942年，由于在抗日活动中激怒了日本人，我的父亲被逮捕。在牢里，父亲受尽了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保证了抗日组织的安全。
    然而，日本鬼子带给我们家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因为父亲始终不肯吐口，为威胁他，不久后，我爷爷也被逮捕。 3个月后，爷爷和父亲不幸牺牲在了鬼子手里。
    得知他们牺牲的消息，我哭了整整一天，更加恨极了日本鬼子，咬得牙齿咯吱作响。为了打鬼子、给父亲和爷爷报仇，我找到县大队，加入了庆云抗日救国军。
    1943年2月，为围剿抗日救国军，日本人出动了2架飞机，30多辆汽车，500多匹马和3000多人的部队开始大扫荡。天上有飞机，地上有鬼子，我们只能东躲西藏，不断转移，那时候每天心惊胆颤，很多战友不幸牺牲。
    激战善化桥
    当时，乐陵杨安镇驻扎了一支日军，我军得到消息，他们打算向庆云方向转移。我们准备趁他们转移的机会，打个漂亮的伏击。于是，县大队一区队3个班埋伏在善化桥西侧，我所在的二区队也有3个班埋伏在桥东侧，为阻止敌人的汽车和马匹通过，我们连夜在桥上挖了好几道斜沟，并在桥上布了铁丝、铁钩。
    天刚亮，就见敌人的队伍往桥的方向走来，然而，快上桥时，发现了我们的埋伏，战斗提前开始。鬼子队伍里有机枪，立即对准了一区队，火力将一区队的同志们压得抬不起头来。
    这时候，我们队长急眼了，“去把那挺机枪给我干掉！ ”没多想，我大吼一声，“掩护！ ”就冲了出去，几个战友也跟了上来。我冲在最前面，边跑边打，一直冲到拿机枪的鬼子后面。可是一拉枪栓，我心里不由得一紧，“坏了，没子弹了，这可咋办！ ”
    拿机枪的鬼子听到声音转过头来，我灵机一动，一下子把空枪顶到了他的头上，连续向他顶了顶，瞪圆眼睛，吼道，“不许动！”虽然不知道鬼子能不能得懂，但他接着举起了手，我一把夺过他的机枪。
    这时候，后面的战友也赶了上来，副队长看到我夺了一挺机枪，说，“好样的，赶紧回去，这里有我们。 ”等我回到区队，队长一拍我的脑袋，笑道，“你小子，行！ ”
    当时，整个县大队也只有1挺机枪，队里都把我夺的这挺枪当宝贝。为了爱护好机枪，我还特意缝了个布袋子把它装了起来。后来，根据上级安排，这挺机枪给了人员最多的三连，虽然不舍，我还是坚决服从了命令。
    后来，在刘家桥召开表彰大会，司令部刘政委宣布授予我战斗英雄称号，县长王国华奖励给我1床棉毯。
    □本报记者 王倩倩 本报通讯员 胡志强 于德亮 孔维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