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农历腊月二十五，县委通知我准备随军南下，那时服从意识很强，没有什么讨价还价，通知便是命令。但并不是谁都可以南下，这要经过严格的组织审查，只有政治上完全过硬的才能南下，在五莲县南下队伍中就有几人因政治不合格而未能南下。
1949年正月初五，五莲南下队伍在仁里区明古庄集中。由滨北地委副书记张彦总带队。我们先步行到潍坊，坐火车到滕县。在南下途中出了些笑话，其中从潍坊到滕县过程中，男同志坐的是敞篷火车箱，女同志坐的是闷罐车。当我们到达滕县后，找不到女同志了，不知去哪了。经过查找，才知闷罐车箱没有到，原来是火车脱钩了，落到路上了。等火车把女同志坐的闷罐拉来，我们才继续南下。一直步行向东南行军到达南通，后又到江阴北岸，与人民解放军一起于4月22日渡江，后进丹阳，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学习，5月份到达江苏嘉定县。在渡江过程中出了一个险事：当时我们是一个班坐一小三板（舢板）船，迟令章是我们的班长，快到岸边时，由于船与岸还有一定的空间，一位女同志在下船时不小心掉到了水里，被迟班长一把抓着领子提了上来。大家说这一辈子你不能忘了迟令章，他是救命恩人啊！
在到嘉定前的晚上我们步行了130多里路，到嘉定时天刚刚亮。到达后见到解放军，被一位连长训斥了一番，因为我们来晚了，敌人早跑了，解放军帮我们守护了两个多小时，耽误了继续南下追击敌人的时间。
渡江后，我们滨北地委负责接收松江，五莲县负责接收嘉定县。接管嘉定后，按编制进行了分配。五莲南下干部比较少一个区也就五、六个人，当时都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一个乡。五莲县民运部长李滋圃任嘉定县委书记，我任方泰区西胜乡乡长。接管新区后，全面展开剿匪、征粮、建立新政权等任务，后来就镇反、土改、抗美援朝。
在新区遇到了很多困难。语言不通是其中之一，当地人讲南方土话，南下干部讲的是五莲土话，土话对土话成了下乡开展工作的首要障碍。幸好当时采取了一个办法：接管旧政权后，把旧乡长找来，要求其保证南下干部的人身安全，还要给南下干部当翻译。语言问题解决了，土匪很多很猖獗，外岗区有一位南下同志被土匪打死，我在工作过程中也曾被土匪打黑枪袭击。
在接管过程中，由于我们由农村进入城市，有好多新事物不了解也出了些笑话。例如，我到西胜乡接管，到了乡政府办公室，看到桌子上有个奇特的东西（电话），说安这个东西干什么，就用枪把子把电话打到地下了。还有一次是在访贫问苦过程中，我们到农村各家各户问寒问暖，到了农家，他们说我们苦啊，现在整天吃面粉，大米都吃不上。我心里想，我们北方只有病号才能吃白面，平常人粗粮都吃不饱，你们这是苦吗？
山东人为南方新政权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我们山东配备了四套4个省市的干部。胶东区的接管苏南区，渤海区的接管福建，鲁南区接管镇江，山东当然还有其他解放区的干部接管上海市。当时本地的地下党很少很少，到了南方多数是南下干部。山东人在上海特别多，县团级以上的厂都会有山东人。南方的山东人一部分是组织南下的，另一部分是解放军留下的（南下的解放军多数也是山东的）。
1950年我任南汇县祝桥区委副书记、书记。1952年我在苏南党校学习。当时上海正在搞“三反五反”，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说我们这期党校搬到上海去办，当时江苏省有两部分，一是苏南区党委，二是苏北区党委，都是省级单位。“三反五反”之后我就留在了上海市公安局，任上海市公安局嵩山分局科长、办公室主任。1960年后任邑庙、南市公安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干了10多年。
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间被隔离审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落实政策，我向市委组织部要求离开南市，离开公安。这是因为在“文革”时伤得太深，想离开伤心地。1979年，我任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分管打击投机倒把。1982年恢复工商管理局时，打击投机倒把的工作分到工商局去了，又调我任静安区工商管理局科长（处级）至1986年离休。（采访人：尹德满 单亦灵 整理人：王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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