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器忆宁津五年:三、囚笼里的斗争

Admin 发表于2016-05-24 19:03:21
  一九四三年初,上级党委决定,撤销鬲津县,恢复围困在因笼中的原宁津县,名振华县,以便加强反囚笼斗争的统一领导。对县,区队的活动问题,如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及如何进行工作等都作了详细的指示,原来在振华小县的刘干同志任县委书记,我任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史兴华,宣传部长刘云青,李光远任县长兼县大队长,孙东跃等同志任县委委员。全县恢复九个区,即大柳、柴胡店、杜集、孟集、小店,保店、道口、双碓和长官。
  一九四三年春,地委采取精干措施,党、群负责干部都下放到县,加强对县的领导。地委宣传部长张白水同志来振华县兼县委书记(刘干同志调东光县工作) ,总农会主任马克勤同志到振华县为县委委员。
  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变动。方针是:分散行动,缩小目标,积蓄力量,待机行动,准备反攻。
  根据这一行动方针,我们进行了下面一系列活动。
  (一)、精简上层,充实下层,县委委员下放到区委任书记。大柳区委书记李华忠,柴胡店区委书记刘中平,杜集区委书记马克勤(兼),孟集区委书记史兴华(兼),小店区委书记殷其坤,道口区由张白水同志负责联系(他因当时患痔疮,行动不便,常住在道口区前尚村一带),双碓区委书记王志涵,长官区委书记阎利生。县委机关,只留秘书张俊华同志一人,常和张白水同志在一起活动。
  (二)、县委负责人都规定编号和化名,见面和通讯,不能直呼其名,而称呼“四0一”、“四0二”;张白水同志化名辛子明,我化名王树文。
  (三)、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县、区的工作人员,均分别化装为农民、雇工、商人、教师、医生等合法身分,都起了有关村子的良民证。如遭到敌人逮捕或关押,该村的保长,就出面作保,要求释放。
  (四)、敌人大编乡的乡长和各村的保长人选,都经我抗日民主政府的批准,方能充任。我们也乘机指定了部分党员和可靠的上层统战人物担任伪乡长、伪保长,一面应付敌人,一面作革命工作。
  (五)、建立敌伪军工作站,专门作争取和瓦解伪军的工作。县设敌工大站,陈毅民同志任大站站长(后被捕,由徐金峰同志继任);区设中站,辛生、张建华等同志都任过中站站长。敌工站主要负责伪军排以上军官的争取工作。多数是通过一些上层人物的介绍、疏通,利用“拜把子”或参加“青红邦”,进行交朋友,和他们接近。进而,藉机对这些人进行形势前途教育和民族气节教育,宣传我军对伪军的政策,晓以民族大义,动之于情,逐步使他们暗中做一些对抗日有益的事。另方面,伪军工作必须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不打不成交,把他们打怕了,才能迫使他们就范,愿意向我们靠近,找我们接头联系。特别是分散在岗楼和小据点上的伪中、小队长,更害怕我们的奇袭和伏击,比较容易争取。
  通过以上工作,建立起许多伪军关系,相当一批伪中队长、小队长和我们有联系。他们对我们军政领导干部有畏惧之心,在我们坚持对敌斗争中,起了不小作用。如有一次,马克勒同志到东部工作,途遇伪军对他进行拦阻,要抓走他。马见此情况,随即沉着地说:“不错,我是八路,我就是马主任,你们要怎么样?”伪军们久闻马主任大名。他们的家在农村,农会在他们家乡工作,也给了他们好处,因而他们连忙鞠躬道歉说:“马主任,我们早就知道你的大名,很对不起,请原谅,我们送你一段路吧!”老马也客气地回答说:“不用送。你们都是中国人!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当铁心汉奸,给自己留条后路呀!”还有一次,我到地委去开会,通过长官北边一个岗楼的伪军关系,放下吊桥,送我出沟。
  (六)、加强侦察通信站的工作。调区长郡贵章同志侦通站站长,孙复生同志为副站长。侦通站在各据点内部,都有我们的侦察人员或伪军关系,随时把敌人的兵力部署,鬼子人数,武器装备,当日动向等情况,写成情报,送交我领导机关。每天晚上,我县长、县大队、区长都能了解各据点敌人的动态。据此,我们县、区队分析敌情,研究措施,决定我们的行动。侦通站还负责传送上下级的文件和信件。此外。地委和县委的绝密文件,尚有秘密交通站传递。他们还负责护送上级领导到县内检查工作。如地委书记彭瑞林同志到宁津县检查工作,住了二十多天,就是秘密交通站送进送出的。当时马庄支书张云其、武庄党员武景山、谷庄党员谷长忠等同志,都担任过党的秘密交通员。
  (七)、县大队的活动,化整为零,缩小目标,以便隐蔽埋伏。县长、大队副、副教导员三人,各带一个分队,分头活动。昼伏夜出,每夜转移一个村子。住进农户时,都是搭人梯越过垣墙,走到屋门,轻轻敲打,主人开门进去,就住在这家。封锁消息,其他人家都不知道。在敌占区活动时,有时就直接进入伪保长家中住宿。他们害怕敌人知道要遭殃,当然不敢去敌人那里报告。做工作多在下午四、五点以后,因为这时天色将黑,消息不易传出。有时知道敌人要对某地进行扫荡,县、区队人员,干脆就住在设有据点的村子里。这种活动,我们称之曰 “灯下黑”。青纱帐一起,我们的活动就主动多了。打埋伏,搞奇袭,使敌人不敢单独行动,就是小股敌特,也不敢出来扰乱。
  (八)、在囚笼的战斗中,我们的战术相当灵活,如晚进村,早出村,野外宿营和“撩帘战”等。所谓“撩帘战”,就是敌人进院子不打,进屋门才打。一九四三年初,我在大柳区付庄随区队活动时,早饭后,正与区长武新春同志谈工作,保长突然报告说敌人进了村。我们沉着议定,采用撩帘战术,敌人不进屋不打。我与武区长各隐在屋门两侧,准备敌人进来。不久,果然进来一个鬼子,端着大盖子枪,四处寻找,一步步走向屋门来。武区长首先向敌人开了一枪未中,敌人慌忙丢下大枪就跑,伏在鸡窝后,扔了一颗手榴弹未炸。这时,敌人听到枪声包围上来。我和武区长冲了出去,却牺牲了一位班长。我们缴获了鬼子一支大枪。这种“撩帘战”法,我们曾多次用过。后来,地委书记陈德同志指示,这种战法不能称为战术,是拼命的打法,容易导致重大损失,不易多用,是在万不得已之时才用的。以后,我们用得少了。
  在囚笼中的武装斗争确实很困难,我们的干部、战土牺牲很多。这年九月,敌人在崔庄包围了我一区队,随区队活动的县府秘书魏芳林,科长赵觉民、刘基都牺牲了。不久,县公安局长兰甫同志也在三区牺牲。很短的时间内,县府的科、局长几乎全部牺牲。小店区区长李清峰、七区代区长李焕章、八区区长王玉兰、敌工站长陈毅民、侦察站副站长孙复生等,先后相继被捕。一般干部和战士的被捕、牺牲就更多了。
  (九)、保存力量,打击敌人。张白水同志来宁津县时传达了地委的指示,即假自首政策,规定凡被捕的党员干部,如已暴露身分;在绝对保守党的秘密,保证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可以在敌人“自首书”上签字。恢复自由后,可寻机跑出来,亦可经组织批准,打入敌人内部,作隐蔽工作。如果没有暴露身分,就装作老百姓,始终不改口供,再由伪乡长、保长化钱疏通,具保释放。这一政策,确实保存了部分力量。
  (十)、加强对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对在各方面有影响的人物,经常召集他们开会,进行教育。表扬那些进步的,靠拢我们的,称呼他们为“开明士绅”。表现不太好的,给以教育和警告,要他们认清形势,不投靠日寇,不欺压穷人。教育这些人为抗日工作出力,在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合理负担、拥军优属的工作中带个好头。对那些顽固不化、暗通日寇、危害抗日的,坚决给以镇压。经过多次的教育工作,一部人成为革命两面派,帮助我们作了不少的事情。如替我们购买枪支、弹药、布匹、医疗用品等。有的还帮助我们探听消息,保释被捕同志,催办公粮等。马蹄张的张三富、张三贵兄弟,就是这种人物。一部分则保持中立,双方都不得罪,如丁太环的十六爷就是如此。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宁津县在表面上虽然成为敌占区,但是实质上是我们灰色的抗日根据地。
  总之,一九四三年是我们抗日军民在囚笼中与敌人展开你死我活斗争的一年,是宁津县抗日最困难、最艰苦的一年,是环境最险恶、抗日同志牺牲最多的一年。但是,我们抗日军民,怀着抗日必胜的信心,踏着战友的血迹,奋不顾身地顽强斗争,艰苦地渡过了这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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