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以后，失学一年，于一九三三年暑期考入王表寰庄高小。这个学校规模较小，只有两个班，校舍全是祠堂，设施很简陋。但是，学校的风气却很好。教师、学生的生活都很简朴，师生的关系非常融洽。全校共有十来间房子，围成一个小院，上课、吃饭、睡觉，老师和学生都在这里。教师、学生一天多次见面，互相之间毫无隔阂。学校生活活泼、愉快。董事王剑心，常到学校来，他虽然不教课，但学生都尊敬他，称他为老师。他除和老师们经常接触外，也不断和学生们在一起聊天，很受大家欢迎。
我上学开始的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师，名字叫刘汉臣，外号人称“刘轴子”，担任了我们班的班主任。这个人的思想顽固，和学生关系处得不好，他教书时还打学生的戒尺，经常对学生进行讽刺、挖苦，甚而漫骂。一次在与前村的女校联欢的讲演会上，刘汉臣大发谬论,赞扬日本军阀荒木征夫，引起大家的反对。有一位毕业，听完他的讲话后，写了一封匿名信，对他进行指责和辱骂。他以为是在校学生写的，因而极其野蛮地对学生进行漫骂。从宿舍骂到院子，又从院子骂到教室，态度蛮横无理，气焰非常常嚣张。这时，我班的同学气愤到了极点，与高年级的同学联合起来对他展开斗争。在教室中，大家都站起来和他讲理，在群情激愤下，把他的气焰压了下去。随后，学生宣布罢课，群起走出教室，去找校长申诉。我们得到高年级同学的配合和支持，共同找董事长和教育局长告状。开始，董事长和教育局长都想说服学生，平息学潮，迅速复课。由于同学们的态度强硬，意志坚块，未能如愿。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斗争，在教室中与董事长和教育局长的反复辩论，迫使他们宣布刘汉臣离职，并由刘汉臣向学生道歉。这次学潮，学生获得了胜利。
这时，这个学校有了中国共产觉的秘密组织，这次学潮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次学潮的胜利，启发了同学们的革命精神，锻炼了大家敢于斗争的意志。
学潮结束以后，换来了一位盖津源老师。盖老师很爱文学，在他的影响下，学生中掀起了一股爱文学、爱看新小说的热潮。如《蒋光慈全集》、小林多喜二《蟹工船》，鲁迅的《坟》等这些革命气息很浓的进步书籍，在广泛地传阅起来。因此，学生们的觉悟迅速提高，进一步关心国家大事。大家谈论范围很广，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到“九一八”事变，无所不谈。
可是，由于王明路线和蒋光慈小说的影响，在大家要求进行革命当中，也夹杂着一些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成份。有人提出要革命就得闹学潮。于是就把抽大烟的雒兰斋校长当做了攻击的目标。其实雒校长这个人在整治上并不反动，他对学生的进步活动也不干涉，但有抽大烟的毛病，对日本的侵略主张逃跑主义。当时抓着他这些毛病，就掀起第二次学潮。这次学潮在进行中，被两个纨裤之弟所利用，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后来在王剑心老师大力争取下，结局还算不错。雒校长离职，两个乘机捣乱的学生令其自动退学，可是盖津源老师亦同时被调走了。
第二次学潮以后，一九三四年春季开学，学校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校长换成了王兴唐，盖津源老师换成了荣镜照老师。
荣老师好说好笑，经常和学生说古道今。他出外的活动亦比较多，常和王兴唐校长去县城。同时，他也和别校的老师或朋友到我们学校来。常来的有南北庄的张策平，栾庄的苏其庆，南李家镇的李丰瑞。来的人中还有两个同名同姓的人，都叫王兴周。一个是王表寰庄人，因面色较自，人呼之曰“白兴周”；另一位是王家纸坊人，面色较黑，人呼之曰“黑兴周”。
他们这些人联系都很密切，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研究事情。他们一来到学校，学校院中顿然就热闹起来，自行车放得满满的。学生一下课，院子中就挤满了人。日子常了，学生和他们也熟悉起来，他们也和同学们攀谈，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李丰瑞还和同学们在一起打球。张策平擅长书法，同学为他拉开桌子，他就挥亳为同学们写字。
学校里的人事又有变动，原来的张琴堂老师，由于重病离职，换来一位苏耕田老师，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苏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搞的非常密切。他担任国语、社会两门课程。他讲国语课主要是选印讲义，很少用课本。他讲社会课时，联系面很广。讲阶级，也讲阶级斗争，讲上海的工人罢工。他还讲当时庆云县河工罢工的壮烈事迹。他很重视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给学生讲鲁迅《二心集》中的一些文章。在他发动下，同学们差不多都订了一些书刊杂志。我当时订了《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购买了茅盾的《子夜》，丁玲的《夜会》，巴金的《萌芽》。我们在苏、荣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办起了不定期的壁报，还组织朗诵会等文艺活动。
这时，李广文同志在泊头九师(即河北省省立泊头第九师范学校)从事革命活，因暴露了身份而呆不下去，便通过关系来到我们学佼居住。为了隐蔽，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听课，实际上他成了我们的辅导员。他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和许多的革命道理。
我的思想觉悟是提高了，但是怎样进行革命?认识还是笼统的。还错误地认为革命是很容易的事，一天早晨起来，宣嚷一通，革命就可以成功。在一篇作文的结尾上，我写道：“时代变了，喊声起来，我们静听着一切富人的哀号。”苏老师发现我这种思想，就对我进行教育：“不是劳动大众的喊声在一起，剥削阶级就轻易倒下去，革命需经过残酷复杂的斗争。”“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革命党来领导，才有可能达到剥削阶级。”“其实中国早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人们进行革命，在南方蒋介石的“剿共”，就是和共产党打仗。北方也有党的秘密组织。你已经懂得革命的道理，就应当参加党的组织，为革命献身。”接着他又说：“我是要参加共产党的，正在寻找关系，如果你也要参加，我们一块吧！”我当即表示非常同意。
以后，我曾向王剑心同志提出过许多革命问题，他都给我明确回答，使我进一步提高革命思想和认识水平。
事过不久，约是一九三四年七月的一天，苏老师和我谈话，他告诉我从那时起我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了。并向我宣布了一个党员必须遵守的几条规定：一是保守党的组织秘密，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党的机密；二是共产党员从事革命，要准备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要有不怕死的精神；三是参加党的支部生活，百折不挠地为党工作。
和我入党的时间前后相差不多的同学，有我同班的马云生和李福顺。我们三人成立了一个学生支部，我担任支部书记。支部的任务是努力学习，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及发展组织。
苏老师常把党的秘密刊物《天津文化》给我们看，还给我们传看的书有《列宁主义初步》及出有一期就停刊的《北方文学》季刊。
这时学校的革命形势很好，荣、苏两位老师都是党员，董事王剑心和新来的李广文二人也是党员。校长王兴唐不是党员，但是他参加了我们“告发教育局长”的合法斗争；他对学生的革命活动也不阻挡。但他对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却奴颜婢膝，阿谀奉承，所以叫人看不起。总起来王兴唐比雒兰斋是好一些，应该大力争取他、团结他，帮助他进步。但我们错误地对他进行了打击和斗争。以他为对象酝酿起第三次学潮。
这次学潮发生在一九三四年的冬季，没有采取什么罢课形式，也没有进行大嚷大闹。只是在一夜之间贴了一院子墙报，指出王兴唐的一些错误，请他自动离校。第二天，他看完了墙报，就悄悄地离开了学校。董事们开了几次会，并和荣老师一同研究办法，还没有结果，国民党在宁津就制造了“白色恐怖”。
共产党员苏其庆、李印章、盖津源被捕了。学校得到通知以后，即作了充分的准备，将我们出刊的墙报及底稿全部销毁，将一些学生的作文簿和听苏老师讲课的笔记全烧了。王剑心同志得到要逮捕的消息后，即潜身外地。苏耕田老师因肺病严重，大口吐血，回家治疗。学潮没有结束，学校就仓促地放了寒假。
宁津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春节以后，经病中的苏老师同意，我和马云生、李福顺同学离开了宁津到济南考上了正谊中学。
苏老师病故以后，我与党的关系失去了联系。我们三人在济南正谊中学黄台分校上学时，仍然保持了党的组织生活，以积极找到党为重要任务。并在同学中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参加了学生中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八三年五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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