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周岁那一年，母亲又送我到绳庄去上学。这个学校是私塾，老师是前清的秀才，头发都白了，成天躲在屋子里睡大觉，很少出来。凡上学的学生来到学校，先拜孔子，向着至圣老师的牌位行三拜九叩的大礼，然后入座读书。初年级的学生课本，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和《千字文》。高年级学生课本，读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诗经》等。
当时，母亲按照父亲的遗言，要我上学读书。经学校董事和老师的商量，同意我念新书。我读的是共和国《国文》第一册。内容是半文半白，开始是看图识字，后边每课书都附有插图。
老师的教书方法，是隔一天“号书”一次。所谓“号书”，就是老师用朱砂笔在高年级读的五经四书上点点、画圈、断句，号出目前学习的范围。初年级则是在《三字经》、《百家姓》上，指出应读的行数。我读的《国文》，老师不给号，而是指定高年级的学生教给我读。“号书”以后，学生就朗朗地读了起来，不管内容懂不懂，要求读地滚瓜烂熟，能够背诵下来。每隔一天或几天背书一次。背书时，老师坐在供奉孔圣人的桌子旁边，学生把书放在老师面前，转过身子背向老师，进行背诵。背诵完毕。学生即拿书回到原位。如背不下来，老师给提示一下，经过两次提示仍背不下去，老师就取出“戒尺”(一条对学生体罚的长木板)，打学生背后。每次背书总有几个挨打的。老师的生活，很有规律。每日上午睡觉，快到中午起来“号书”或听学生背书。下午在屋内抽鸦片烟。
学生们怕挨戒尺，号完书就专心的朗读，合起本来自己进行背诵。中午是习字。实际上老师有时几天不号书，不背书。有几个年岁大的学生每天下午到张知县庄给老师买“大烟泡”，即鸦片烟，其他学生则跑到院子中乱闹。
我在绳庄上了一年学，实际上只去了两个多月，却把《国文》一册念完了。
第二年是一九二六年，因上年的年景较好，村中要求上学的孩子多了，我村便自己办起了小学。老师是绳庄人，姓靳，是只读过三年书的中年人。学生连绳庄来的两个人，一共有十来个学生。靳老师教学生的方法，是和绳庄那位秀才一样，也是拜孔子、号书、背书、打戒尺，不同的是打戒尺，不打背后，而专打左手心。我读的是《国文》第二册，此外，也和其他学生一样读了《三字经》和《百家姓》。由于我多读了一年书，识字多，老师指定我任副班长，班长由一个年龄大的同学充任。我学习了一年，认识了象赵、钱、孙、李那样的一些方块字；懵懵惺惺地知道一些“上有禹，下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光武兴、为东汉”等等历史知识。
这个学校，只办了一年。老师的学问几乎都用完了，再也不能教下去了。一部分学生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已经认识一些字，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许多人就不想再办学了。正在这时，由我母亲出面把流亡到天津的张学亭大伯典出的房子修好改为校舍，聘请了一位高小毕业、又教了十几年书的祁老师来教书。老师吃饭由我家管，别人根据家庭情况拿些米面，请张永俊任董事，这样又把学校办起来了。
开学后，出现了一番兴旺现象，学生比去年增加很多，一共有二十多人。学校并在县教育局立了案，换了新课本。但有的家长坚持要孩子们读《三字经》和《百家姓》，老师也听便，但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学习新课本了。
祁老师连续教了我们二年，国民党来了，国旗换了青天白日旗。祁老师到县教育局去开会，住了很多天，回来时，带来了孙中山的像，并向一些人宣布说，他加入了国民党。但国民党是干什么的?他回来没有对学生讲过。后来，因为他家中摊上了事，总往家中跑，也无心教学了，学校勉强坚持到冬至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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