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路上的确很苦，我们基本上是步行到浙江温岭县。张学义任县委书记，我到了温岭箬横区，身上穿的破破烂烂的，一两个月没有洗澡、洗衣服，还下着雨。由于没有地方住，南下干部都住在原国民党区公所内，我带了一支小手枪（汉阳造），背一支长枪（汉阳造），与孟宪斋（日照南下干部、原湖州政协副主席）等共十几个人睡在一起，突然去了一群人把我们脱下来的衣服、枪支等物品全拿走了。我一下慌了，于是，给县委书记张学义打电话，把情况说明了。然后张学义就给箬横区旧镇长打电话，说在你那里我们有十几个人用的东西、衣服等被一伙人拿走了，限期把这些东西原物返回。第二天，那些东西一件不缺的返回来了。原来是箬横区的旧镇长看到我们那些人穿的都不像样，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想对我们动手。
当时，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征粮。把国民党的保长、镇长召集起来征粮，他们看我们穿的破破烂烂的，没把我们当回事。不久，关于我们南下干部的任职布告就贴在墙上了，区长、副区长等区班子都进行了公布。书记、宣传委员等是党内的职务不进行公布。公告发布后，老百姓议论纷纷：区公所来了几个土豹子，是区长、副区长等。都有点害怕我们。
1950年我到大陈区任区长。胡宗南部还控制大陈等岛屿，我们去以后，土匪贴告示抓我们说：抓住一个活的赏2000块大洋，打死一个赏1000块大洋。我想还真值钱啊，给人家100块钱都没人要。但我并不害怕，就觉得像是笑话。那时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也不害怕。
我们对土匪的打击也很厉害，土匪被剿得到处逃命。当时，温岭有很多土炮楼（稻草屋），土匪躲到稻草炮楼里不投降，不出来，于是我们就放火烧，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抓了几个土匪，关到区中队，准备把土匪押到温岭县，然而土匪想逃跑，区中队就把他们中的两个枪毙了，之后其余的就不敢跑了。
那时胆子特别大，我任大陈区区长时，大陈还没解放，被特务土匪占领，大陈到大陆要开路条。因为是从土匪活动区来的，开了路条登陆的老百姓还要经严格审查。那时，土匪很多，我们那个乡里有一个连（实际是一个排的兵力）。我住在一个碉堡里，一个班住在老百姓家里。由于碉堡里没有电话，我就跟姓孟的一同志把区里电话（国民党时安装的）搬到碉堡上进行安装。当时下午5点多，天快黑了。一个穿长袍的男人（其实是土匪）来到我们碉堡说要下海捕鱼，来开路条。听说是开路条的，我们就放松了警惕，部队的文书就准备给他开路条，可正在开路条时，土匪拿出美制手枪一枪把文书打死，门外的两个战士听到枪响就跑过来，由于用的是机枪，在小空间内难展开，两战士也被土匪打死。我跟老孟离那房间不远，听到枪响后，知道是土匪来了。我带几个人在这守着。老孟出去通知区中队，可当区中队来时，土匪早跑了。还有一次土匪从海上登陆抢劫，区中队近4万斤稻谷被抢。
在那个年代，我们很艰苦，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跟我一起南下的一个班有两个人牺牲了，一个是涛雒的刘维高，另一个是王洪礼。王洪礼是岚山区碑廓镇小河口人。南下后，一天早上天还不太亮，正好逢集，他到集市上看一看，遇上了便衣土匪。土匪向他开枪。他跑到了稻田里，泥太深，跑不动了被土匪打死。当时，县委不让告诉日照家里。我跟王洪礼是一路同行的好朋友，在路上我俩铺他的被子，盖我的被子。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伤心的流眼泪，但人已死了没有办法。我在跟老家写信时透露了他去世的消息，之后田家寨有南下的人家都知道了，很多都很紧张。
面对险恶的环境，我们不怕死，死了就死了无所谓，只要能打败国民党就行。有一次，夜里到海边清查土匪，带了区公所一个排，后面跟着一八六团的解放军。那时稻子已经成熟了，正好遇到土匪登陆带着手电筒抢割稻子。我说坏了，土匪来了，我们就赶紧卧倒。马上就听见哒哒的机枪声，解放军开枪了。由于天太黑，我们先回去了，等天亮我们再来，抓到了几个土匪，带回去审问后才知道，当晚来的土匪多数都被我们打死了。
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干了60多年的革命工作也干些事，干些事也不是很有价值的，就说这些吧。
（王宗刚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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