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宁津县城也同样闹土匪恐怖。县太爷把城门关得紧紧的，还套上一条又粗又长的大铁链，锁上很大的锁头。另外还横上一道碗口粗的门闩。并有十几个保安队站岗，以保护县太爷的脑袋和乌纱帽。因此，城里的小民沾了县太爷的一点光，图了个暂时的安全。至于城外的人民生命财产如何，县太爷就不管了。
土匪恐怖也闹到县城。记得在一天深夜里一阵，突然一阵枪晌，把我从梦中惊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和我急忙穿好衣服，静静地坐在炕上，不敢说话，也不敢下炕走动。听得枪又响了一阵，真是害怕极了。这时听到窗外有人走动，有个人影走近我们窗外，小声对我们说：“不要紧，是在城外。”说话的原来是房东盖老四，以后枪又响了几声，就静下来了。
第二天，听说夜间发生的事，是在西门外小十字街北头白衣阁下，一户刚从外地迁来不久的姓王的人家，夜间被土匪打死好几口人。出事的地点距西城门也不过二百米，城里的保安队竞一动未动连一枪也末放。出事是第三天县长要验尸，允许城里人出去看。这时城门上的腰杠木已经后移了一挡，城门中间启开一道缝，我随人群，从门缝中挤了出去。当时出于好奇心，很想去看看，但想到血泊中的死人，又很害怕，打算只在远处望望就回来。正随着人群向前走着，竞一下子走到一个死人的身旁，吓得我毛骨悚然。好在尸体用席子盖着，看不到血，也看不到死人。这时，我嘣嘣直跳的心才静了下来。好几具盖着席子的尸体，横在街上，有的靠东，有的靠西。据说还有死在家中的，我没有进去看，也没有看到县官来验尸，就随一些人回来了。
这件事引起了城内居民的恐惧心，因为城墙低矮的地方很多，土匪想进来是很容易的。又对保安队坐视不管，非常义愤！
我家移住县城以后，我很快地结识了一些城里的小伙伴，他们带我遍游了宁津县城。
那时城里边亦相当紧张，在教育局东边，有一块大空地，经常集合着很多人进行拉练，两个人抬着一架大抬枪。据说这些人是为了防土匪从各区调来的民团。南马号的文庙，已经变成了“武府”。大成殿的后边架起了一座座的红炉，一些铁匠师傅在忙忙碌碌地为那些民团制造大炮，有一人抬，也有一人背的土枪。
小朋友们还带我看了县衙门，它占地很大，几乎有全城的五分之一。位置在西北部。由于旧社会“官不修衙”，所以县衙大院，并不壮观，到处破烂不堪。大门在西街路北朝南，已经是颓垣残壁，只剩下一座门楼还在竖立着，但两扇门板早已没有了。里边分三个大院，前院东西两边都是监狱。西边的监狱很高很大，狱门锁着，右扇门的上方有一个传送物件的小窗口，是向犯人送东西的地方。据说里边有些矮房子，房中摆着一些大木笼，犯人关在木笼里。东边的监狱的墙不那么高，是关女犯人的地方。中院的北面有一所比较高大而整齐的房子，是接受喊冤递状子的“二堂”。里面空空地没有人，东墙上挂着红黄兰白黑的五色国旗，靠西边停放着县太爷坐的兰色大轿。二堂的后边是后院，当中是过堂问案的大堂，大堂两边的房子一个叫东花厅，一个叫西花厅。这个院子，平时不准一般人进来。
县衙门是吃人的地方，在这里办事的都要花钱。纳税、交钱粮、打官司告状的，都向这个地方送钱。
有一天，我到一个小伙伴家里去玩，看到一个胖胖的老太太，手里拿着像筷子似的两根小木棍，在另一个披棉袄露着半个肩膀的妇女背上掐挤。不一会，那个妇女背部出现了好几条紫红色的伤痕。胖老太太指着伤痕对着屋中的两个妇女说：“你们看，怎么样？”那两个妇女是屋中的主人，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可是，真像打的。”那个胖老太太说：“不像，也不要紧，过堂时不论原告，被告，只要是女的有伤，统统归我检验。我说伤重，就重，我说轻，就轻，我给你作了这几条伤，保管你的官司打赢。”接着伸出五个手指头。忙说：“五角钱。这是我们的行话，五角就是五元，这种钱，必须当时给，一天也不能拖欠。”那个裸着半个肩膀子的妇女，穿好衣服，不慌不忙的从棉袄里拿出五块现大洋，交给了胖老太。这家的小伙伴把我拉到一边，偷偷地告诉我，这个胖老太太是东关赵三林的母亲，是在监狱中当女看守。那个拿钱的妇女，是外乡人来城里打官司的，和她家沾点远亲。怕官司打不赢，来请赵三林的妈妈给做伤的。
女看守收起那五块银洋，又说：“这五角钱是外伤的钱，过堂验伤还得另拿。”她伸出一只手，提了几提，说：“六个巴掌，要三十块钱。反正花点钱，你就验得重些。”女看守看对方踌躇不答，又说：“别疼这几个钱，你不花也行，到时我不说话，只摇摇头，你今天这五块就算白花了。”稍停一下，又说：“告诉你们吧，打官司，就得花钱，钱要花在刀刃上。谁花得钱多，谁的官司准打赢。”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不仅赵三林的妈妈如此，其他县衙内亦如此，县太爷更利害。譬如一个司法警，要当上这个差事，得先花二百元银洋的运动费。这笔钱大都是本人借债来的。不贪污，不受贿，不枉法，不敲诈，不从打官司的人身上捞回来，怎么办？衙役下乡传人，被传的人首先给他什么鞋钱、茶钱、酒钱。农村人到县城里打官司，满眼漆黑，谁给指条“路”，就得花几十。甚至坐监狱，也得财物当先，不然，不用说看守，就是“练头”(坐牢坐得时间长的人)，使点规矩，它也受不了。
还有所谓保护人民的保安队，更是杀害人民的刽子手，到处抢劫敲诈，用以自肥。他们什么事也管不了，而净想法陷害人民。那年深冬的一天，传出消息说，县保安队前几天配合外县到城北打土匪去。并说打了一个大胜仗，今晚就要回来，还抓来了“活的”。天刚黄昏大街上就聚集了好些人，吃过晚饭后，十字街以北整个街筒子挤得满满的。大家都向北边跷望着，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一会，传来了尖锐刺耳的军号声。人群涌动着。保安队来到了北门，接着过了一些马队，后边跟着几辆大车，上边绑着好些人。保安队进城的样子，浩浩荡荡很神气，但人们对他们并不表示欢迎，而是带着忧虑的面孔，投以可疑的眼色。这些平时与土匪通气勾结办坏事的歹徒们，究竟在城北又干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看完热闹回到盖家大院，我跟着母亲去盖老四屋里串门。盖老四和他的女儿在十字街上卖馅饼还没有回来，只有盖四嫂一人在家。这时盖相起(盖老四的哥哥)的妻子盖三嫂也走了进来。盖相起在保安队当过兵，因患有宿疾，只让他喂马，不叫他出差。现在他不干了，但对保安队的一些事，他知道得很详细。盖三嫂是个很爱说话的人，恨不得把她所知的事情抢先告诉人。她说：“盖老三今天回家说，这次去北边的老总们都发了大财。前天，保安队刚到了那个村子，土匪先开了火，一下子就撂倒这边三个人，有一个是张知县庄姓任的。保安队见势不好，就躲了起来，闪开一条路，让土匪就跑了。等到土匪跑远了以后，保安队就把这个村子包围起来。因为这方面死了三口人，就朝着这个村撒了气，先打了一阵子枪，然后进了村，就乱打起枪来。打死了几个人，又捉了七个“活的”。这七个人，只有一个人上点岁数，其余都是年青小伙子。保安队说，看着他们有的像和土匪通气。”
接着她又说：“那个村子很穷，但也有几家富户。保安队夜间分别住在富户人家里。他们半夜扒开了人家的“夹皮墙”(富户隐藏贵重衣物的暗墙)，把东西都抢光了，每人腰里都装得满满的。”
一会儿，盖老四收摊回来，他接着他三嫂子的话说：“我也听说了，这次老总们可发大财了。咳！其实哪次出去“挑巢子”(捉人办案)不发财，不过这次发得太大了。”
盖四嫂迷惑地问盖老四：“捉来的是土匪吗？”
“土匪？早跑了，捉来的都是那没跑掉的 ‘倒霉蛋’！”
“是不是土匪谁知道，保安队死了三个人，不捉几个活的回来，能交了差么?”
我母亲也向盖老四提出疑问：“捉来的那七个不是土匪。怎么办?
盖老四直爽地说“不是土匪也活不了，这边死了仨，总得找几个替死鬼吧!县长过堂，打鞭子不招，上杠子，上杠子不招走铁鏊子。枪毙的人有几个不是屈打成招的。这年头冤死的人成多啦!”
听完他们议论，我抱着很沉重的心情跟着母亲回到自己的屋里。
过了几天，消息又传开了，说是要出“红差”,在北马号马神庙前边搭起了席棚，停放着保安队被打死的三个人的灵柩。在此，枪毙从北边捉来的那几个人为死人祭灵。
这一天，四门紧闭，城外的人不准进来。城里的人可在北马号看热闹。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脑袋膨胀得很，说不出什么滋味来。本来不想去看，后来，全院子都走净了，我神不由己地也迈开步，慢慢地踱到了现场。先听到的是保安队三个死者家属的哭泣声，接着听到叮当、叮当的脚镣声。“提出来了！”有人嚷。人群有些乱动，有的向前挤，有的跷着脚尖看，场上一片寂静，充满着恐怖的气氛。只听几声枪响以后，人群就骚动起来。只见一个保安队员，满手鲜血，一手拿着又尖又亮的刀子，一手提着鲜红的一颗人心。我吓得再不敢看一眼，真是惨绝人道！这个凄惨景象，好些日子我一闭眼就看见血淋淋的人心，梦中有时也被吓得惊醒。
这次枪毙人以后，好像杀人的事越来越多了。一个早晨，又听到城门外挂出人头，北门有，西门也有。不由地又想去看看，我去的是西门。西城门又高又大，还是半闭着，但门缝却开得大一些，可以随便出入，并无人查问。我出去的时侯，门外已聚集了好些人。只见城门的上方，用绳子挂着一个人头，虽然挂得很高，却也看得很清楚，只见那个人头上有很长的头发，紧闭着眼睛，十分难看。由于以前见过几次杀人的事，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这人头，究竟怎么回事，也无人说明，也没有出布告。不几天，西城门又挂出三个人头。仍是糊里糊涂地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布告和说明，事情本身可以说明，旧社会的统治者真是杀人如杀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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