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团长杜步舟率三营的十、十一、十二连驻薛家，团直机关和一、二连及其余部队驻盖家。
当时，日伪军在冀鲁边区遍设据点、岗楼。近期又在宁津、德平边境新安上了刘集、孟集、韩桥、范屯等据点，可以说三里一岗楼，五里一据点。而顽军曹五旅又公开投敌。此地的抗日形势更加恶化。本来不能在此久留，应立即转移他处住宿。只因风雪交加，敌情无变化，首长据此考虑，决定拂晓再转移，以免淋湿战士的棉衣。
敌人侦察到我们的情况。连夜纠集了沧州、惠民两处日伪军两千余人，于拂晓前将我军团团包周。准备天明进攻，一举全歼我军。
天微明，我们正在准备吃早饭，西南方距我驻地六华里德刘集据点上的伪军，首先发动进攻。团首长即令解参谋主任，率一、二连迎击敌人。不一会就听到机枪声和炮声响成一片，判定敌人的增兵来到了。这时，三营与另一路敌人接了火。由于敌情不明，不宜恋战，团首长就决定撤退。令三营抵抗一小时后，向东北宁、乐边根据地转移。
那时我在团部任组织股长，随九连和团直机关沿抗日沟北移。走了六华里多，到了公路的南侧，发现敌人埋伏在这里。团长令九连冲出去。由于敌人太多，九连只冲出去两个排和一个重机排后，公路即被敌封锁。九连剩下的一个排和团直机关的电台、政治处、供给处、卫生队的百余人被敌截回，顺道沟折回向南。敌人对我队进行追击。
我们边战边退，敌人边打边追。由于敌人向来对我军怀有恐怕心理，缓慢前进，始终没有追上。这时有的同志牺牲了，顾不得掩埋，有的同志受伤了，别的同志背起来就走。就这样同敌人血战五、六个小时，没吃、没喝，拼杀到中午，方来到小赵家东头。不了辛易主任腿部中弹，我正要去扶他时，觉得好像有人从背后“推”我一下，原来是一粒子弹由背后穿透我的左肺经前胸而去，当时鲜血直流。我怕连累同志，按着胸口，一个人顺着胡同朝南走去。
村中各家门户紧闭，我走到一所场院，进了瓜屋。到了屋内，我急忙用大衣包好全团干部的鉴定表，仍入门旁的水井里。我的左胳膊已抬不起来了。就坐在屋角的麦秸上，握着手枪，准备和敌人拼杀。但一阵激烈的枪声响后，却宁静下来。我想团首长和同志们是否安全转移，不知到那个方向去了。我又饥又喝，疲乏极了。衣服已被血水湿透，伤口剧烈疼痛，就昏迷过去。
不知经过多长时间，我猛然被一群鸡叫声惊醒。心想，这是不是鬼子在搜索。他要来了，我就和他同归于尽。一会，又听到鬼子吹集合号。我又暗想，是敌人集合回老窝，还是布置再搜索。我还是走为上策，免得被敌人俘虏。于是，我捂着伤口，用力站了起来，晃晃悠悠，走到屋南的沟边。正好遇到一位老大娘带着一个小姑娘走来。她见我站不稳，直晃悠，就扶我下了沟。我们谈起来了。原来她是盖家的，正领着小女儿去逃难。
一会儿，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日本鬼子撤走了。大娘也不逃难了，就和她女儿一左一右，扶着我走到盖家村长的门口。叫开门，村长家的大嫂迎出来，一眼看到我这个胸前淌满血水的八路军，心疼地说：“同志，你受苦了 ,快进来。”我走进屋里坐下。她立即从锅巾舀了半碗开水，叫我润润嗓子。她又说：“鬼子才走，曹五旅还在薛家呢！”“据说鬼子要扫荡五天，我家可不保险。我找他去，叫他领你到村西头地洞去。”大嫂说着，把我扶到炕下，给我盖上被，锁门而去。
不一会，村长来了。领我到村西头一间小瓜屋里，在西北角有个尺大的洞口，里边可通到屋外，村长扶我钻了进去，安抚了我几句后，用柴草把洞门盖上，就走了。这个洞有一尺多高，二尺多宽，四、五尺长，上面盖了一层秫秸和薄土，只能弯着身子躺下一个人。洞内潮湿冰冷，寒气逼人。我倦屈着身子，斜卧在冻土上。冻得我手足麻木，全身颤抖。左臂已不能动，伤口随着喘气往外冒血泡。当时，我并不难过，怀念的是团首长和同志们是否安全突围？辛主任的伤怎样？怎么没见到杨文会股长呢?……想着想菁，伤口一阵疼痛,我又昏过去了。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那猪羊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慰劳英勇的八路军。……”
悦耳的儿童歌声把我惊醒。听到他是在一面跳，一面唱，而且歌声越来越近。
“小同志！”我猛地叫了一声。“谁?”小同志吓了一跳说。
“我是八将军伤员，藏在地洞里，鬼子走了么？”
“都走光了！”
我求他去找村长，把我放出来。他高兴地答应走了。
不一会，小同志叫来村长，把我从洞中托出来。本来已僵着得伤口，又开始流血了。我全身发抖，呼吸短促，村长和那个儿童，赶忙扶我坐在草堆上。
村长来时，带来一床被，端来一碗鸡子面。村长就把被给我盖上，又点着柴草，让我取暖。他叫小孩端着那碗面喂我，我真饿极了，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一会就连汤面吃光了。
我感激地向村长说了声“谢谢！”扑簌簌流下了眼泪。
“别难过，你的伤会好的。不过鬼子在这里要扫荡五天，我村是重点，不安全。决定送你到北边根据地去，你看好么?”
“好，多谢你们。”
村长回村叫来几个青年民兵，抬着个箩圈椅子，下边串上两根扁担，扶我坐在上头。两人抬起，两人扶着，颤乎颤乎地走上了路，真象坐“小轿”一样。一路上寒风拂面。青年民兵快步急行，不到一个小时到了八里外的崔扬庄。
崔扬庄就在公路边上，听说敌人已将公路封锁。还听见人说，前天有送八路伤号的老乡，在回家途中经过孟集据点附近，被伪军截去“下了油锅”。抬我的四个青年，找到崔杨庄的村长，说明情况就回去了。
我就住在村长家里。他炕上还躺着个病老婆。村长看了看我，很难为情地说：“同志啊！不是不送你去根据地，抗日、拥军我们都懂，实在过不去，如出点差错，怎交待?”
他的老婆竞哭泣起来了。
我想，敌人扬言扫荡五天，回盖家去，不行！什么时候扫荡不“翻”呢！“大曹家”，那村中有大汉奸，扫荡时不会挨户“翻”。村大人杂，保险么?顾不得想这么多，现在夜深人静，找个穷大爷家住下，不会出什么问题。我主意拿定。
“送我去大曹家！”
“大曹家？”村长怀疑地问。
“对。就是东南八里的大曹家。”
村长忙到村中叫来人，用门板抬着我，走向大曹家。
夜，已经十点多了。大风旋着雪花。一路上，起伏颠簸，天冷、伤疼，手足麻木。抬我的人走得很快，不到一个钟头头，来到大曹北围子门外。打更的老乡问：“干什么的？”
我请求一个年纪大的人，向前去答话说：“一位八路军伤员来麻烦你们。”
也没有听清楚怎么对答的，大门开了。打更的老乡，把我们引到屋里。打更的人是一老一少，他们把我抬到凳子上坐下，打发抬担架的回去。屋内生着火，让我烤火。一会儿觉到浑身暖和过来了，手足也恢复了知觉。
这两个打更的都姓曹。他们问我是哪个部队，家乡住址，家中情况，负伤经过等情况。我有气无力地回答。他们对我很亲热，说我抗日救国，出门在外，离父母抛妻儿，负伤流血，真不简单。最后曹大爷说：“咱们是一家人啊！你太累了，到里屋炕上歇着吧！”于是，他俩扶我走进里屋上了炕。我向曹大爷要来棉花和一碗盐水。曹大爷对小曹说：“叫同志歇着吧！咱俩出去转转，别误了事。”说着二人走了。
他俩走后，我一个人在暗淡的油灯下，用我的右手，缓缓地解开棉衣，却解开专带钞票的夹背心，前后心都缝有装钞票的口袋，内中共装钞票两万元。股长以上干部每人一个。又解开小褂，发觉内衣和伤口粘在一起。我慢慢地撕开。伤口已无血，而腰带上却粘糊糊的。胸上和肚子上的血已被体温蒸干了。我用右手将棉花沾着盐水，轻擦伤口。又费力地把扭扣系上，就斜躺在炕角上。
此时，脑海中，波涛翻滚，思绪万千，想得很多：团首长和同志们怎么样了，现在何处？电台安全么？记得我去纵队取电台时，还得过一场伤寒病呢。又想到从二十多岁就寡居的祖母和终日不辞辛劳的母亲，我已经七、八岁了，祖母还想抱我一抱。上中学时，我走了很远，祖母还在高处遥望着。我参加八路军，母亲忙着给我收拾行装。她们一听到枪声，就叼念：“俺金太（我的乳名）可安全?今天这次战斗，离家二百里，二老是听不见枪声的，也没人给他们送信。二位老人家，可知你的“金太”怎祥了?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昏昏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日上三竿。一眼看到炕头上放着一碗合包鸡蛋。又看被上多了一床褥子。曹大爷恰好进来，看我已经醒了，就说：“怕你冷，回家拿来一条褥子给你盖上，怎么样？睡得冷么？合包鸡蛋是早晨作的，恐伯你饿了。可能凉了，我再温温去。”大爷温好饭，他端着碗，让我用小勺舀着吃。感动的我热泪盈眶，真是军民鱼水情啊！
这一天，鬼子没有来扫荡。我要来镜子，照了照自己面孔腊黄腊黄的。大爷扶我到院里太阳下坐了一会。
抗日区政府的于若武区长收容伤员来了。我们回到屋中，我把带公款的夹背心交给他。他给开了两万元的收条。我放下了一条心事。据于区长说，团首长当天已安全突围，电台、重机枪都没有损失。辛主任腿部负伤后，警卫员扶着他走，颈部又负了伤。他的警卫员小张中弹牺牲。他自己也倒在路边，后被一位老太太救回家中。我听了又惊又喜。最后于区长说:“现在接你们到小杜家区。”
到了小杜家。晚上，于区长请来医生给我医伤。医生姓赵，原在曹五旅任军医，因不满曹投敌而回家。医生先用开水洗了洗伤口。于区长用力抱着我的右臂，医生将浸满碘酒的纱布条，用镊子从肺前伤口塞出背后伤口，来回猛拉了几下。真是疼痛难忍，豆大汗珠频频落下。我咬紧牙关，苦撑过去。这不是医生心恨，在那缺医少药的艰苦岁月里，只能如此。
到了天黑，在区队的掩护下，辛主任躺在担架上，我坐在箩圈椅上，被人抬着送到宁、乐边的后方医院。团长还认为俺俩都牺牲了呢！
半年后，我伤愈归队，院部发给我二等荣军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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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三十八年，当时情景，厉厉在目。可惜那时的村长、大爷、大娘的名字都忘了，我只知道他们是抗日的人民，正如同他们只知道我是八路军不知道我的名子一样。大家都是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抗日救国，军民一家”呀！
一九八0年一月写于山大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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