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想不到的帽子扣到我父亲的头上，1954下半年全军对军职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进行审干。苏北家乡有一个乡村小学教员，其父周立作原为我方情报人员，后叛变投敌，成为日伪谍报人员（沭阳），并出卖过我方人员有血债。被我方识破后处决。他儿子利用全军审干时写信诬告我父亲杀人灭口。
我父亲受到审查，经审查；从沭阳县敌日伪档案中，确实证明周某是日特。而这一结果，由于华东军区个别审干人员不负责任，应该让审查结果与本人见面，签字才符合组织手续，却一直未能与父亲本人见面。在问题未完全查清楚的前提下，被调离工程兵部，到徐州市华东军区装甲兵任参谋长一职（实际降了半级）
1958年11月在济南军区任装甲兵参谋长一职时，由于受极“左”路线影响，因上次审查“限制使用”仍然生效，被非正常转业到山东省农机厅任付厅长一职。（又降了半级）
由于“限制使用”使父亲职务级别越来越低，待遇也相应降低。可以说是“30年不变”，我父亲党性很强，心理承受能力也很强。说到审干，他泰然置之，认为那是组织的事，蒙冤，平反都是组织的事情。自己只顾理头苦干本职工作就行，不管军级，正厅级，副厅级那是组织上的事。在老爷子眼里干什么都无所谓，十分淡泊名利地位。业余时间练书法，写诗，看书，研究养生之道，种花养鸟，爱好十分广泛。所以得以长寿，活到92岁高龄。“文革”中在“五七”干校被关了三年不让回家，有些老同志忧心重重，积虑成病体重下降，更有个别人想不开自杀的都有。我老爷子心态极好，能吃能睡。他心里没事想得开，在这三年中他认真把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全部看完，并写了心得笔记，三年审查放回家，体重增加十五斤，红光满面。连子女都吃惊，“这老人家真是想得开！”
1984年父亲昔日军队的一位老战友去世，中央军委两年内三次落实政策：从副军—正军—副兵团，最后落实为正兵团待遇，我拿刊登有讣告的报纸给他看，顺便说了下“你们是正副级关系，你怎么不到北京找找老首长，至少可以是正军级（或副兵团待遇）。”谁知话音刚落，老人家把桌子一拍，很不悦的说到“你管这些干什么？”便将我训斥了一顿，使我哭笑不得。不由的想起几年前父子一齐聊天，他曾不经意说过即使把他降成处级干部使用也无所谓，由此小的细节可见父亲内心对于名利淡泊、豁达的心境
后经母亲和姐妹们做工作，老人家终于想通了先要把政治问题搞清楚，随后启程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未曾想到，昔日的老首长们十分热情接待了他，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刘震伯伯亲自陪他到时任军委副秘书长兼国防部长张爱萍伯伯家。张爱萍伯伯一见面就幽默地说：“老张啊！多年不见，一看到你就想起你当年的酒量大，今天无伦如何要干一杯！”热情款待了我父母亲，并说这次一定要把父亲的政治问题先搞清楚。
后来到301医院看望老首长黄克诚伯伯，黄老当时已双目失明，在挂水。老父亲一看这情况，实在不好意思为个人私事麻烦老首长（黄老当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就告辞准备走了，等到病房门口，黄老夫人唐棣华阿姨反映快，说老张好像有什么心事？我母亲就简单给唐阿姨介绍了一下，未想到黄老虽看不见，耳朵很灵敏，一听此事情他立即叫唐阿姨打电话把他的秘书找来，并严肃认真叫秘书重点记下几点意见让秘书去办理。
在黄克诚，张爱萍，刘震，金明，吴信泉等老首长伯伯们的关心下，父亲的政治问题终于彻底查清，纯属诬陷，子虚乌有。回到南京才一个月多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文件已发到中共江苏省委，纠正了1954年全军审干时的错误结论。级别恢复到1954年任工程兵副主任的同等级别，因已转业到地方，按地方行政级，定为副省长级别。从1954年到1984年整整30年过去了。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同志特地请我父母亲到他家，款待了他们，并通知我父亲：“张老的问题中央已解决，平时忙没时间关照，今天共同干一杯！”
实际上他的老首长刘震伯伯原想把我父亲恢复军籍，按排在军队系统离休，至少定为正军级。和吴信泉伯伯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将军，委托向司令员办理。结果老人家把信锁在抽屉中，谁也未告诉，直到他去世后。母亲和我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这封信，他老人家还是那样，什么厅级，副省级，正军级或更高的待遇都无所谓。
不像现在社会上，官埸上有些人求官，谋官，讨官，跑官，甚至于买官的丑恶现像。老一辈的新四军先辈们！为党和人民出生入死战斗和工作一辈子。他们总是和先烈们比，无论什么待遇都能满足。甚至于蒙冤受屈的情况下，默默为党任劳任怨的工作。我现在才悟出道理，父亲生前为什么不计较名利，地位。就是有一种精神在他身上闪烁！这是什么精神？就是铁军精神！
（作者：张 矛 2013年6月26日正式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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