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信口述南下四川的经历

1945年我在老家莒县参加工作。开始在谷山区跟着日照的解信秋，之后跟着我村的张约（莒县武装部科长）当通信员，在东到张家岭、房家村，西到沭河沿岸一带打游击。日本投降后，我就参加地方工作，搞反奸诉苦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开始了重点进攻。我军从苏北、安徽等地方撤出8个解放区。1946年我到赣榆县地委党校学习了几个月，学习当中也下去搞土改工作。学习回来后，我到莒县城阳区任青年干事。主要任务和多数时间是在支前，那时候支前叫出夫子。记得当时，我带小车队，在莒南县为前线推炮弹、手榴弹，走大店、小店、十字路等地，多是在晚上行动。1947年1月参加鲁南战役，我带着担架队。此役消灭国民党二十六师快速纵队。1947年2月我带夫子参加莱芜战役时，不是带担架队，就是带小车队。有一次带小车队到蒙阴地区，听到前面打炮，民工都跑了，我也没办法，粮食都在路上没人推了，我跟区委联系，找了当地的民工才把粮食运到了目的地。孟良崮战役时我也参加了支前，我们主要是在二线甚至是三线运送伤员，离前线还有一定距离，一般是由战士和卫生员把伤员抬下来，我们接到后运送到战地医院，医院设在各个村里。孟良崮战役回来后，休整了几个月，1948年初，孙合带领我们莒县担架团向南出发支援前线，那时正是正月十五，路上遇到很多出来送灯的（莒县的习俗正月十五送灯）。1948年底开始支援淮海战役，我们莒县担架团在双堆集一带支前。淮海战役后，我们支前干部中连级干部、营长全部回莒县，而我跟冯立泰是教导员都留下了。渡江战役之前，我们在江淮地区的安徽嘉县休息了几个月，其实我们就地就展开了工作，我们在那里都有职务，我任宣传科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发动渡江战役前，我们又集中起来，当时华东支前司令部成立了4个支前办事处：苏南支前办、赣北支前办、浙江支前办，安徽支前办。我与冯立泰在苏南支前办事处运送粮食，当时全部用船运送粮食，上海打仗我们也没听到炮声。支援渡江战役后，我们在苏州、无锡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到了南京编入西南服务团。1949年从南京出发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全南京城都在放鞭炮。我们先坐船渡过长江，又坐上闷罐火车一路西行。在路上也有想家的时候，但是没办法，出来是为了革命，离家太远又不是一下能回去的。不过也有想家跑回家的。
跟随西南服务团来到四川，那时我才19岁，来到四川后我一直在机关工作没有到基层工作过。开始我被分配到川东区机关工作，留在区党委机关任机关支部书记、指导员，当时川东区是高级机关，相当于省级单位，区党委书记是谢富治（“文革”中回北京）。我当时很不情愿在机关里，因为我们一起来的多数干部都下去征粮、剿匪，我在家乡也从事基层工作，对此比较熟悉，为此我曾哭过鼻子。那时区党委设在原国民党蒋介石公馆，谢富治住在蒋介石住过的房子里。1952年川东区撤销，我一直在省机关，曾经有病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回来后还是在省直机关。先在组织部，后在办公厅，直到现在组织关系还在办公厅。
1974年12月下旬我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一件让我一辈子欣慰的事，当时我任省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省委安排我存放一个重要骨灰盒，我跟省委秘书陈文书商议后，就从两位北京来的军人那里取上骨灰盒，又通过与民政局联系，于当天下午就去成都东郊火葬场把这个骨灰盒存放好了。存放好骨灰盒，我立即回到锦江宾馆四川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杜心源的房间，向他汇报骨灰盒的存放情况。我说：“心源同志，一切都办好了，骨灰盒的存放编号是237号。但是，万一骨灰以后有人要取，要凭卡才能取得出来。现在骨灰盒寄存卡怎么保存好？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保险？”这个问题事前大家都没有想到，我提出来大家才感到是一个问题。经研究确定把骨灰盒寄存卡存放于省革委会办事组档案室，登记入册，作为重要档案保存。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根据陈云同志的提议，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伟大功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派人到四川找回了彭德怀的骨灰，到那时我才知道那次保存的骨灰是彭大元帅的。
1984年，在我55岁时到档案馆任副馆长，我在档案馆工作了7年。原先档案是在山里边，要把档案从山里移出来是很大的工程，所以我来到档案馆主要是搞建设工程，7年把档案馆建起来了，职工住宅楼也建好了，60多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我跟组织说，档案是技术的比较专业工作，我不懂还是回办公厅吧，回到办公厅就退休了。
（王宗刚根据杜信同志口述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