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矩是祖父的名讳。据先父刘禹田回忆：祖父根据“印”字的意思取表字“信符”，后又根据信符的谐音改为“心甫”。旧时对人多称字，故“心甫”一名，为众人所知。事迹载于《沂南文史资料》第四辑。
祖父生于1880年，幼读诗书，因仕图受阻，转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胜利，他在家乡第一个剪掉发辫。祖父积极实践孙中山先生“唤醒民众”的号召，教育家人不信神，不拜佛，无论男女，人人识字明理。反对妇女缠足，在他的号召下，自家的妇女在村中最早放足。他带头过阳历年，并借机向群众宣传“日历”“月历”等科学知识。1927春节，他在大街上贴出了“免除屈膝礼”的标语，制止农民向地主叩头拜年，遭到了守旧地主的痛骂，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祖父热心新式公学，反对旧式私塾。于1916年在自己家中办起了沂水九区的第一个新式学堂，亲自任教，废除体罚，讲解新式课程。先是用自己的钱补贴学堂，后动员乡亲出钱出力，为解决教学房舍，他排除阻力，亲自将西庙中的泥像搬出，在学堂的基础上，创办了沂南县第一所村办公学—上高湖小学。
政府认可了祖父办学的成绩，聘他为县视学员，职责是督查各村停办私塾创办学校。中高湖一带无学校，祖父决定利用一块官地兴办，被村中一地主阻挠，硬说地是自己的。祖父与之对簿公堂，据理力争，夺回了土地，建立了学校。祖父特别要求学校接收女学生，并挨家动员，要大家送女孩子上学，并带头把自家女孩全部送入学校。视学员没有经费及工资，祖父先后卖掉自家土地四十多亩维持开支，至使全家15口人生活艰难。
1929年结识的朋友邵德孚，令祖父耳目一新，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1931年祖父讲到九·一八事变时，痛心疾首，欷歔失声。祖父痛斥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十大主张。1936年，祖父被推举为崖子乡乡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家乡以开明绅士的身份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又结识了刘云五、李子超、廖容标、范明枢、马保三、何方宏、李铎等多位共产党员，如鱼得水，同时送自己的三个儿子参加八路军，在他的带动下，有学生、族人近百人参加。祖父背着匣子枪，到处讲演。《大众日报》称他：“每一句话，都充满对敌人的仇恨，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正气。”讲到紧要关头，身子向上一跳一跳地“激昂的声调把全场的人都鼓动起来”。祖父自编的歌曲《打倒日本小娃娃》在乡间广为传唱。
祖父不知疲倦地活跃在抗日游击战争中，被誉为抗战的老青年、老英雄。1938年11月，被选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岸堤乡第一任乡长。
乡长的主要任务是为八路军筹粮。祖父将自家定为村里交粮的驼户，公粮若交不足，由驼户补齐。家属因长期食用野菜南瓜有怨言，祖父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同志们饿着肚子打鬼子”。小峪庄有个本家，在公粮里掺了水，祖父毫不留情地退回。由于公粮量足质好，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祖父自行筹枪三十余支，成立了乡分队，上级派人训练，祖父带头出操。1939年秋，汉奸刘黑七包围乡政府，祖父亲自指挥乡分队打退。下里庄地主张升番自行拉起了十数条枪，不听共产党的指挥，祖父数次上门讲说抗日道理，张将枪全部交给了八路军。朱位地主武羽生拉起士围子，与八路军为敌，祖父前去劝说，武羽生不让进寨，并鸣枪威胁，祖父毫不避让，严加痛斥。后武羽生被我军解决。
1940年祖父被选为县参议员，辞去乡长，专做组织士绅名流参加抗战的工作。1940年4月，祖父发动了一百多位老年人成立了抗日耆老会，自任会长。是中国共产党批准成立的唯一老人抗日团体。对贯彻党的各项政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抗战期间，先后到祖父家疗伤养病的八路军就有刘烈、高扬、林波、陈志忠等十余人。
日伪必欲将祖父除之而后快。派人卧底，探听祖父行踪。1942年夏，祖父与长子及次子回到家中，月黑风高之夜，被汉奸袭击。祖父被强行拖走，老人拼死反抗，高声叫骂，其长子循声追赶，投出炸弹。汉奸见追兵已至，举枪射击祖父头部，击倒后惊慌逃命。枪弹将祖父的耳朵钻了一个眼，满脸是血、五花大绑着的祖父跑回家中，见次子在与敌对抗中英勇牺牲。《大众日报》以“壮哉刘老”为题，报道了此事。
1949年全国解放，祖父安渡晚年，于1957年12月逝世，终年78岁。长子刘禹田（曰佃）解放后任伊春市副市长，次子刘曰疆，抗战时任区长，英勇牺牲，三子刘斌（曰界）解放后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其孙及玄曾孙辈，颇多成材者。
孙，正处级退休干部刘钢厚沐手敬撰于200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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