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坦回忆招莱边区的革命斗争(下)

Admin 发表于2016-05-26 08:37:41
从1933年夏到1934年春,招莱边区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从道头到马连庄,从夏店到毕郭,整个招莱边有“小苏区”之称。党员在群众中很有威信。许多群众与党员一道,对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了反抗重租、高利贷,我们发动群众破坏地主的庄稼;为了打击地主劣绅,我们把最坏的绑出来罚款;为了凑集活动经费,就到地主家里搞些银元。在政治方面,撒传单,贴标语,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唤醒民众起来革命。我们还着手搞武装斗争。1934年春节前夕,莱阳中心县委,派组织部长刘松山,带着几个游击队员,来到招莱特支的莱阳区委,传达中心县委决定,要我们搜集枪支,准备搞武装暴动,制造赤色恐怖,以还击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我们研究认为,招远马家乡公所和马家大地主的“手提式”容易下下来,因为马家乡公所里,我们有熟人,进出不惹人注意;我们熟悉马家大地主的地形,易隐蔽行动。于是区委决定,由我具体组织执行这一任务。我赶到马家,查明情况无变化,就报告了刘松山游击小组,结果,很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下枪的任务。据说在胶东特委发动的“一一·四”暴动中,这两只“手提式”发挥了它的作用。
正当我们准备要大刀阔斧地干一场的时候,莱阳中心县委的游击大队长贾佩钦被捕叛变了,县委遭到破坏,刘松山、王志风被迫离开家乡。阴历大年初一,敌人到莱阳城北苇夼村逮捕了共产党员左武堂、左君奭。正月初九,敌人又分两路进行搜捕,一路到了顾家,企图逮捕顾丹秋、顾万言和我,未成。一路在洼子集上逮捕了刘兰芳同志,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洼子镇镇长。刘兰芳被捕后,敌人追问他入党的介绍人,他严守党的秘密,保护党的组织,守口如瓶,不予回答,最后壮烈牺牲。刘兰芳同志牺牲后,招莱边区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员有的脱党,有的不辞而别。一些革命群众由于怕受牵连,不敢再接近我们,有的甚至吓跑了,革命一时处于低潮。
在白色恐怖下,怎样坚持阵地,我脑子里装着这个问题,来到招远高山洼村见到李厚生。他叫我赶快把顾丹秋找来,共同商讨如何继续坚持斗争问题。我到处找,没有找到他,后来才知道,他逃亡东北了。李厚生、王德菴和我研究决定,李厚生、顾万言和我暂时先离开边区,转移到蓬莱、黄县等邻县去继续开展工作,配合边区的斗争。王德菴、臧商彝、田绰永、马章玉,留在招莱边区,坚持斗争,联系他去的党员。
我们三个转移他县的同志,先到了黄县大陈家,把顾万言安置在这里,帮助李秉忠同志在这一带开展工作。我和李厚生到了蓬莱,住在城西南杏花村,李带我与史家庄、来王沟、城南门外木铺、城东门外面铺接上了党的关系,这些关系由我负责联系。之后,李厚生就去找上级党组织去了。因环境恶化,不久,王德菴和田绰永两同志,也离开了招莱边区,来到我这里。我们都以短工身份为掩护,在这里恢复了一些党组织,发展了一些新党员。麦收前后,李厚生与上级党接上头,参加胶东特委会回来,要我去黄县巡视工作,并趁机回去恢复招莱边区的工作。
我到黄县大陈家支部检查完工作后,先后两次回到招莱边区,找到顾家顾云生(即王建明)、河崖刘兰芳的哥哥和侄子、马连庄董华民、南马庄孙殿栋、毕郭医院于任恒、道头小学董瑞生、臧商彝、柳仙庄王德菴(已从蓬莱回来)、大庄子刘紫庭、马家马章玉等同志联系。这时,仍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群众情绪尚未稳定,所以我们总是晚上活动,白天隐蔽。我回到招莱边区活动期间,蓬莱城附近的工作交给刘学美负责,以我做月工的钱,帮助他在城东关开设了一个绳子铺做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十一月份前后,李厚生通知我去青岛受训。他还告诉我,他八月份在文登县大崮头村被捕过,一起被捕的共3个人,他和张连珠都不承认是共产党,被释放了,只有桃子(刘经三),因身上搜出党的文件,被判了刑,现关押在济南监狱。他被释放后,到青岛和团省委接上头,要我去青岛受训。我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暗号,在青岛天桥等候。接我的宋竹庭把我带到东镇。刘学美也来了。住了几天,宋竹庭说训练班不办了,要我回去任招莱边区特支书记,把边区的工作恢复起来。
我肩负党的重任,回到了招莱边区。一面与经受过斗争考验的一些老党员接触,一面发展新党员,积极筹备恢复招莱边特支。我和董瑞生、王德菴、臧商彝、田绰永等同志研究特支委员的人选问题,大家认为,有些同志的身份有所暴露,敌人很注意他们的活动,这样的同志参加特支,对我们开展工作不利。最后决定方在田(又名方春畦)任组织委员,隋德玉任宣传委员。为了掩护我的活动,田绰永和王德菴帮我在夏店集开设了一座西医药房,马连庄的王中奎(共产党员)当医生,这样,我就有了公开活动的身份了。一切筹备就绪,便到各村为老百姓治病。时值春天,天花流行,我们便积极为孩子们施种牛痘。在行医中,我们结识了一批小学教员和许多忠厚纯朴的农民,为我们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事情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工作正要开展,又出了岔子,隋德玉动摇不干了,跑到军阀部队去了;方在田教学,活动范围又有限,特支实际只我一个人了。我不得不另物色支委。为了把莱阳的党员待机交给莱阳县委,我指定了莱阳的李树芬同志负责。
1935年,青岛党组织大破坏,团省委书记叛变,出卖了李厚生和我,并以省委名义骗我们去青岛汇报工作。我和李树芬一到青岛,叛徒便领着敌人捕捉了我们。我矢口否认李树芬是个党员,使他获释,我被判刑5年。在狱中,党组织偷着给我上党课,在狱中支部的领导下,我积极参加了绝食斗争,有一次绝食达5天半之久。“七·七”事变后,济南反省院的政治犯,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要求出狱抗战。斗争胜利,我获释出狱。
出狱后,我先找到李树芬、田绰永和王建明,得知董瑞生、马章玉、于任恒于1936年春同时被捕,董瑞生同志已壮烈牺牲;后来李厚生在烟台也被捕了。同时还了解到,胶东各地党组织正在酝酿武装起义;“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很活跃。因我刚出狱,还未与组织接上关系,但形势又迫在眉睫,于是,我一面找党的关系,一面与一些老党员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运动。当时成立了一个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临时委员会,发动这里的抗日运动。田绰永任书记,王建明任组织委员,李维真(即李世忠)任宣传委员。1937年十一月间,撤销了这个临时委员会,又正式建立恢复了招莱边区委员会。
这时,我听说李钟翔同志(即李林)回来了,我连夜赶到周格庄见到了他,他告诉我莱阳已成立了县委,书记是吴青光同志(当时叫吴宝忠),把我的关系已经介绍给他了。因为李林同志和我都不知道他的住址,直到1938年一、二月,我在孙受小学召开的县“民先”代表大会上,才找到了吴青光同志。我向他作了全面情况的汇报,他要我参加莱阳县委工作,不久,我又接任了吴青光同志县委书记的职务。
1938年春,刘育英同志又组成了招远县委。从此,招莱边特支便撤销了。
招莱边特支一诞生,敌人就进行残酷镇压和屠杀。在反复较量过程中,我们的共产党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同心同德,奋勇斗争,有些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也有个别人掉队了,这就是历史。向后看,为的是朝前走。我们走过的道路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象当年那样,朝气蓬勃地投身于“四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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