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青年时代，在招（远）莱（阳）边区搞革命，几经挫折，走着“之”字路，终于保留了革命的星火。这星火，到抗日战争时，便熊熊燃烧起来，人民群众获得了解放。
1910年，我出生于莱阳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幼年时期，胶东军阀刘珍年、张襄五、施中诚各霸一方，压榨人民，抢夺地盘，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惨遭蹂躏。“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接着华北告危。蒋介石不顾民族存亡，疯狂剿共，残酷地镇压群众的爱国运动。地主豪绅和高利贷者，则加重地租，高利盘剥，逼得穷人背乡离井，或饿死于路旁，或丢妻弃子，流落他乡。招远县毕郭集，有个雇农出身的张育勤，发起组织“无极道”，反抗官府地主的压迫。这个组织很快发展到黄县、蓬莱、栖霞、牟平等县，一时声势浩大，官府地主都害起怕来。“无极道”的兴起，是劳苦大众与地主官府矛盾激化的反映，是劳苦大众不甘屈服于封建势力的表现。但是由于“无极道”组织群众，采用了喝符念咒的迷信方法，且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最后终于失败了。
所有这些社会现象，在我少年时期的心灵里，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问号：天不能变吗？能这样长期下去吗？
1926年，我在田家小学读书。这所学校是“少年同志社”办的，学校名称是“少年同志社私立高级小学”（没挂牌子），全凭青年一股热情办起来的，没有经费，没有校舍和教具，一切全是借用的。教职员都是义务制，不拿工资，学校就这样办起来。教员们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上课时，常给学生讲一些新知识，讲国民党，也讲共产党，还讲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我听了后，觉得都很新鲜，很合自己的口味。下课后，教师和同学又一起参加文娱体育活动，我觉得这比在私塾里好得多。教员李厚生还介绍陈独秀的文章给我读，可惜，当时我读不懂。这所学校教育局不给备案，不承认这所学校，年终被迫解散了。
1927年，我和本村同学顾丹秋，转学到县立崖后第七小学。英语教员庄国瑞（即庄扶吾）常向我们讲一些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东西，还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送给我看，书上讲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对我的启发很大。这时，我就放开嗓门，唱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来。忧国忧民的纯朴感情，曾经使我天真地认为，中国这样就有救了，穷人就会有好日子过了。这年冬天，我和顾丹秋在本村办起农民夜校，一面教农民识字，一面宣传“三民主义”，后来还组织起农民协会，真想很快就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我们一批青年学生，还受到陶行知“教育救国”论的影响。同学王德菴先到南京晓庄师范读书，经常捎一些进步书刊给我们阅读。我们正准备成批去晓庄师范时，蒋介石封闭了这所学校。1930年，因生活所逼，田绰永介绍我到埠后村当了小学教员。
在我教学时，我们招（远）莱（阳）边区的一批知识青年，如董瑞生、臧商彝、王德菴、田绰永等（都是“少年同志社”的成员），以马连庄为基点，成立了“乡村教育联合会”（后因国民党注意了这个组织的活动，又改名“乡村教育研究会”），设立图书馆、阅览室，经常集会，分析研究时局。这时我们是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的。
经过我们的宣传鼓动，贫苦农民真的要起来革命了。他们组织起来，打倒了叶家庄大恶霸陈东明，莱阳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急忙进行镇压。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我们这批还很幼稚的青年对国民党茫然了，只得在迷惘中去探索富国强民之新路。
1933年麦收之后，莱阳中心县委派了王志风（外号“大老黑”）秘密来到王檐屿任校长的道头小学，找来李厚生、董瑞生、臧商彝、王德菴，商讨参加共产党的事宜。他们听说参加共产党，喜出望外，欣然答应，王志风就把他们四个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李厚生又向王志风介绍了顾丹秋、田绰永和我的情况，随后，董瑞生带着一个叫“小于子”的人，来到我任教的埠后小学，给我和顾丹秋、田绰永举行了入党仪式。从此，党在招莱边区点起的星星之火，就在这里燃烧起来。
我们这些人入党后，个个干劲很大，积极开展工作，大力发展组织。不久，莱西县的顾家、马连庄、田家、河崖、洼子、军寨，招远县的道头、四大涧、于夼、柳仙庄、马家、高山洼等村，相继建立了支部。根据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为了加强边区党的建设，莱阳中心县委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招远莱阳边区特别支部，李厚生任特支书记，臧商彝、董瑞生、王德菴、刘兰芳、马章玉为委员。特支下设莱阳、招远两个区委。莱阳区委刘兰芳为书记，田绰永任宣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招远区委臧商彝为书记，马章玉任组织委员，王德菴任宣传委员。在特支领导下，两个区委在1933年下半年，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些村支部。在招远建立的有大庄子、岭上村、吴家、方家、牟疃等村党支部。在莱西有崔格庄、邹家埠后、王屋庄等村党支部。
浏览：1138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