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到达湛山寺时，这里已一片烟火，寺院的里里外外，被扬弃的经卷满地皆是，院中心处大火在燃烧。寺院的僧侣正在被扣上纸帽子，跪在地下，接受来寺院里“造反”的红卫兵的批斗。
在一片烟火中，要我们找到《贝叶经》可不易呵!我与王集钦同志在慌乱中把一个小僧人找来，让他替我们去找《贝叶经》。小和尚开始不明我们的来意，吓得周身发抖。当他听清我们的来意时，情绪突变，连忙合掌答应“是，是”，立即投身烟火中查找去了。过了一会，他虔诚地双手捧着一个精致的小匣给了我们，有点兴奋地说:“这就是《贝叶经》，是我私藏起来的，交给你们好好收拾着吧!”
《贝叶经》是古印度人把佛教经文烙写在一种叫贝罗树的叶子上，似我国竹简那类的典籍。早在1000多年前，《贝叶经》就传入中国。据《宋史·天竺国传》记载:“僧，道圆自西域还，得……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眼前我们看到了一页页黄褐色的干树叶上烙写着梵文，共37页，被收藏在一只精工制作的小木匣内。据考证，这37页当中其烙写的年代绝大多数是唐、宋时期。据说，解放前，只有地位显赫的大庙才能存放数量不等的《贝叶经》，它俗称“真经”，有显要身份的香客来庙进香，要出高额香钱才能一览这“真经”，并认为这是一生幸事。相传玄奘去西域取经曾带回这类《贝叶经》的。这次，我们把“真经”从罪恶的火海里拯救出来，使人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感到了一缕传奇的意味。
一辆大卡车岂能只装运这个小匣回去。我们在熊熊的火光中，把藏经阁内其他一些还未来得及焚毁的，包括用真金作染料手抄的经卷、北魏木雕佛像、缅甸玉佛像、宋代瓷碗以及其他文物，满满地装了一车，在弥漫的烟雾中离开了寺院。
我在电话里向王云九副市长报告《贝叶经》抢回来了，他很高兴，让我立即送他查看。我快步到达他的办公室，他仔细地翻看了《贝叶经》，最后小心地把它存放进铁柜里(后来又送到市博物馆保存)，并亲热地与我握了手。
“文革”中王云九副市长离开了人间。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共产党员，当抗日烽火燃烧起时，在日军进占青岛前夕，作为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从青岛市区带出了一批爱国青年和战士，到山区去打游击、抗击日军。这次，在“文革”浩劫降临的紧要关头，他仍然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带领我们做了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我和青岛市文化界的同志常常谈到他，对他十分崇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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