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各路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形成对湖西中心区包围之势。此时，我情报部门虽已获悉敌军出动，但因未及时判明敌人之企图，未能及时转移.待敌人已逼近单东中心区时，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还在北常集村仍按顶先准备的举行庆祝湖西地区实行一元化领导和旅兼军分区会议。及至深夜，警卫部队发现南路敌人点燃柴禾时，情况已十分紧急。这时会议当即决定，人员分散转移。
21日凌晨，各路敌人以分队、小队为单位疏散开，对我单东中心区形成严密包围圈;外以骑兵作机动。敌军手举各色小旗，摇旗呐喊，严密搜索，步步压缩前进。这时，旅部、地委由一个连掩护向酉北方向转移。地委机关共30多人，由我负责和部队联系，组织转移。虽然敌情很紧急，眼可看到敌人，耳可听到枪声，但觉得主力部队是靠山，心情并不慌张。
拂晓，敌人合围北常集分区、地委驻地扑空后，即一路向北，一路向东，配合金乡、鱼台、丰县、沛县之敌，对我进行三面夹击，企图将我消灭于金乡县以南、鱼台县以西、单县东北地区。在我们转移中，已隐约可见敌骑兵纵马摇旗呐喊，引导步兵向我压缩进逼。下午4时许，旅部、地委机关转移至金乡南陈高庄时.和从单东八大庄转移出来的主力部队十一团相遇。为掩护旅部、地委安全转移，十一团当即在马司集阻击前进的敌人，3个连的兵力全部投入战斗，付出伤亡60人的代价，胜利完成掩护任务。
黄昏时分，部队和地委机关又与金乡方向包围上来的敌人遭遇，战斗异常激烈。到太阳落山时，敌人收紧包围圈，到处点撼火堆，照得四处通明，妄图等天明后将我一举围歼。战士们边打边撤，与敌人周旋了一天，是夜12点左右，党委作出决定，部队由政治部主任吕洪负责，地委由我负责，迅速组织突围。我立刻召集大家说明被包围的情况，作了简要动员和部署，即带领已划分好的突围小组，趁着夜幕，利用熟悉的地形，从敌人“合围圈”的空隙中悄悄地突围出去。当夜，按原定计划转移至鱼台南、丰北边沿地带。次日，又发现敌情，遂又向单场边转移，进驻马良集大李寨，取得了此次突围的最后胜利。
12月20日晚，当敌情紧急，决定分散转移时，专署机关驻单东马桥，十一团驻离专署不远的八大庄。原约定转移时，专署要听候十一团通知再行动，但因敌情紧急，十一团没来得及通知专署即转移出八大庄村，专署机关因未得到十一团通知，而迟迟没有行动，致丧失了转移时机。待决定转移时，敌人已将该村包围。这时，被敌骑兵冲散的第十团团长肖明等，也在马桥村北遭敌“合围”，在共同突围中，专员李贞乾、团长肖明、专署公安局长王鼎成、教育科长任子建、粮食科长渠伯奎、财政科长张松波等40人壮烈牺牲。专署机关和警卫连的大部分同志，经过激烈的战斗，从西北方向突出重围。
在敌强我弱、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我们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敌人妄图将我湖西抗日力量一举聚歼、将抗日根据地彻底摧毁的企图破灭了。
在这次反“扫荡”中，我们有深刻的教训。作为领导机关，我个人认为:一是对敌情平时估计不足，思想麻痹。敌少、对湖西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早有预谋,12月初，徐州、商丘、济宁及周围各县即不断增加兵力，调动频繁。但这些重要动态，事前我们并没全面掌握，直到敌人对我形成包围，才有所察觉，而且行动迟缓，指挥不力。二是对敌人的行动判断错误，没能及时主动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敌人的战术为“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即有计划地从四面八方将我部队、机关拉至单东、金南地区聚歼之。而我们的转移路线正是从南向北，顺着敌人张开的网口向里钻，越陷越深。在转移途中，上午9时，如若没有专署警卫部队和敌人激战，吸引其兵力，及下午4时，巧遇主力十一团的掩护，旅部和地委机关就没法安全转移。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此次大“扫荡”后，湖西斗争形势急剧恶化。敌人在中心区反复“拉网合击”、“抉剔扫荡”，连续数口一无所获。于是，敌人主力大部撤回原地，留下日伪军2000余人，安设据点，挖沟修路，进行“分割”、“封锁”，将湖西中心区分割为三小块，封锁线纵横交错，形成格子网。我根据地内形成三里一碉堡，五里一方城(即规模较大的据点)，出门见碉堡，处处是公路的局面，我们原来经常活动的地区，全部变成游击区。
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全区军民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以反“分割”、反“蚕食”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首先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军群思想统一，行动一致。主力部队分散成若干小部队，深向敌后，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制止敌之蚕食。整顿地方武装，发展壮大民兵，开展群众性的斗争。组织武工队，和主力、民兵相互配合，打击深入我腹地之敌，镇压汉奸，稳定人心。同时强化敌工、情报工作，分化瓦解敌伪军。经过以上工作，有效地制止了敌人的蚕食，形势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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