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湖西“肃托”结束后,我被苏鲁豫区党委调到金乡县任县委书记。直到1941年3月调离该职。在我担任书记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县委面对严峻的形势,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了当地的对敌斗争任务。
“肃托”事件之后,湖西面临的局面是非常严峻的,党政军民组织受到极大的损伤。就金乡而言,县委机构被搞垮了,几任书记均被杀害,群众团体解体,已拉起来的武装除编人主力部队的以外,基本上全没了。最使人担忧的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军民鱼水关系受到破坏,被害干部的亲属怨声载道,群众由此冷淡、疏远和回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其任务的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我深深感受到失去人民信赖和支持所带来的困难与痛苦。从敌伪和国民党方面来看,日军回师华北,对根据地的兵力不断增加,“扫荡”日益频繁。当地国民党顽固势力也在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加紧反共活动,并采取各种方式和敌人勾结,向我进行军事挑衅,制造摩擦,制造了多起惨案。从此,我党我军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所保持的合作抗日的局面完全破裂,转为敌、顽、我之间的三角斗争。从6月至年底,敌伪顽相互勾结对我根据地实行联合进攻。在敌伪顽夹击的严重情况下,我一边对敌作战,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一边整顿党群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实施民主建政,从而改善了腹背受敌的局面,终于站稳了脚跟,保卫了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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