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上半年，即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湖西地区抗日局面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这主要是因为 1938年1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挺进湖西，开创了湖西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使湖西地区各方面的工作为之一新。表现在:一是党组织由1938年底的十几个县迅速发展到20余县，全区党员人数由1000多人增加到上万人，形成了从地区到县、区、基点村一整套组织系统。为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5月，山东分局决定将苏鲁豫特委扩建为苏鲁豫区党委(亦称第五区党委、湖西区党委)，领导22个县的党组织。那时，在方圆近400公里的广阔上地上，均为我军纵横驰聘的抗日游击区。二是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自上而下相继建立起来，同时还广泛建立了抗日自卫团，还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团体，如抗敌后援会、动员委员会等。据《湖西党史文稿》记载，当时各群众团体总人数达17万人。各群众团体在参军、参战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三是抗日武装力量不断扩大，己开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上半年，各县地方武装发展到数千人，并不断补充到主力部队。这个时期，丰、沛、单、金乡等县均有为我党直接掌握的区政权，并已建立了萧县、鱼台、铜北、沛滕边等几个县级政权。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由于我军对日作战的不断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湖西军民抗日胜利的信心，也挽救了面临绝境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如沛县的冯子固、丰县的黄体洞、砀山的窦雪岩等部，使他们转而靠拢我们，与我们合作。我党、我军同各县一些抗日民主人士也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
总之，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我党、我军为主体的联合抗日局面。就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所谓的“肃托”事件发生了，当时任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的王须仁，是制造这一事件的主凶。他混入党内，伪装忠诚，投机钻营，抓住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弱点，利用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的野心，借“肃托”之名，残杀我党政军干部300余人，其中包括假借中央名义擅自杀害的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宣传部长马霄鹏、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一大批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时值9月，我所在的苏鲁豫第四大队已转战至沿湖一带，紧张的战斗并没有冲淡“肃托”的气氛，“肃托”像阴霆一般很快笼罩了整个部队。记得9月15日这天，我突然被传唤到大队部。我一进门行了，一个敬礼，口中的“报告”刚一喊出，就被围上来的几个人下掉匣子枪捆绑起来。他们硬说我是“托匪”，一句话也没问，就把我关押起来，随后决定开除我的党籍。我被这种举动搞得莫名其妙。第二夭，我的老战友翟子超也被他们抓起来，和我关在一间屋里。一见面，我就问他:“你怎么也被抓起来了?”他说:“还不是怀疑我是‘托派’?”我又问他:“都是问你什么?”他说:“无所不问，乱追一气，连秦始皇老奶奶的事都问了，目的还不是退着叫我承认是‘托派’?”我们对此事都感到万分愤慨。虽遭刑讯逼供，但我们坚持党的气节，什么也没说，更没承认自己是“托派”。在我被关押的第二天的晚上，我和翟子超听到一个站岗的战士说:“这些人真有种(勇敢的意思)，临死时还喊共产党万岁。”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在郭里集挖了一个大坑，一次就活埋了20多位同志，其中就有我的老战友、金乡籍的王鉴览、张宾如。没过几天，敌情紧张，我们从湖东郭里集向谷亭转移。转移到谷亭镇后，我曾亲眼看到翟子超、袁汝哲、郭耕夫几位同志受酷刑后的惨状。没过几天，他们就被枪杀了。在谷亭镇，同时被害的还有其他一大批同志。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倒在自己人的枪弹底下，我痛心疾首，悲愤不已，但我坚信总有一天党会给这些蒙难的战友洗去奇冤，揪出暗藏的坏人，使真相大自。当时我横下一条心，决不背这“莫须有”的罪名，要死就死得堂堂正正。此时，我已听说区党委的几位领导同志马霄鹏、王文彬、张如、赵万庆等同志遇害。得知这种情况，我真是悲愤不已。这些同志都是在白色恐怖下入党的，都是国民党屠刀下的幸存者，是党的优秀党员、活动积极分子。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的被害，其损失是无法补偿的。我们金乡县六个早期入党的同志，都和我常年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而这时活着的只剩下我一人。每逢想起这些，我就悲痛万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永远怀念他们。这五位同志是:王鉴览、张宾如、翟子超、袁汝耕、郭耕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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