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我和翟子超相处的一段日子里,因思想一致,国事、家事无话不谈,时间长了,虽然没经组织介绍,但彼此都已道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了。我俩好像迷途的孩子,经常为找不到上级党组织而着急。1936年5月中旬,记得是将要麦收的时候,中共山东省委的负责人赵健民同志装扮成农民,骑着一辆破旧的脚踏车来到金乡县,寻找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在王伯川(王鉴览)家中,赵健民和我、翟子超见了面。当我看到赵健民那高大的身躯、和蔼可亲的面孔时,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真是百感交集。当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我感到就像迷途的孩子又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亲切,我们心情激动地向他倾诉离开党组织后的苦衷。我平时是不大流泪的,在我们交谈时,我却流泪了。赵健民对我们寻找党组织的迫切心情表示理解。他在鼓励我们的同时,又着重向我们谈了当时的抗日形势。他说,党的主要任务是:宜传抗日救国,组织抗日团体,坚决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一切抗日爱国分子团结到党的周围;要发展新党员等。我们一直畅谈到深夜。
从此,我们开始了在省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这次相会时间虽短,但赵健民同志热爱党的事业的精神,对党的忠诚,对同志的热情诚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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