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我带着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党的嘱托，带着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告别了孙先生，告别了同学，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我意识到脚下的路将是艰险和漫长的。
1935年4月起，日本即策划冀察晋鲁绥华北5省自治，建立听命日本的特殊区域，随后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在河北、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济南乡师、济南一中等校学生成立了济南学生救国联合会，发动全市学生举行罢课游行，各地学生纷纷起来响应.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7日在陕西瓦窑堡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形势下，我回到家乡组织群众团体发展党员，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在我离开学校之前，学校党组织曾派乔海秋同志与我谈话，向我交代:回乡之后，要在知识分子中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活动，组织群众团体，并从中发展党员。在学校时我已听说蒋介石叛变后，山东省委及各地党组织连遭破坏，与上级党失掉了联系。当时，金乡县尚未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回乡后如何和党组织保持联系并没有确定明确的方法和邓格的制度。因此，我回乡后即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是心急如焚。可当时我既要考虑到党的工作，又要考虑个人的职业，我不得不想办法先找一份工作为掩护，然后再找党，开展工作。
金乡的情况比较复杂，当地的实力派分南北两派。南派分别以周文奎和国民党金乡县党部头子杨仙槎为首。北派的头目外号叫孙短子，是个土财主、地头蛇。他们各拉一伙，明争暗斗，横行乡里，称王称霸。乡间无论办什么事，都要投他们的门子，就连新上任的县长也要先拜访他们，如若不然，就休想过安生口子。他们在金乡各自办了一所小学，因此，任何一个中学或师范毕业生回乡后，若不依附其中的一派，都无法找到工作。我在乡师求学时，父亲曾借过杨仙槎18元钱，杨便以此要挟我到他办的小学任教。我想，我和这种人的思想格格不入，怎么能在他手下做事呢?我断然拒绝了。不料，这件事激怒了杨仙槎。他逼着我父亲还债，我父亲只好求亲告友，设法还了债。在这种情况下，经城里一位朋友介绍，我去城南耿楼第二完小任国文教员。谁知第二完小也在杨仙槎的控制之下，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被赶出了学校。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秦庄村家里遇到了在金乡第一小学当教务主任的翟子超，他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耿楼小学的饭碗被端了，现在还没有工作。他就向我介绍了金乡一小的情况，并动员我到他所在的学校任教。因我和他是近邻，当时虽不知他是党员，但知道他思想进步，为人宽厚，待人热情，于是我就欣然同意了。
翟子超是金乡县马庙乡翟庄人，青年时代曾在聊城师范读书，1927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人思想敏锐，办事干练，才华出众。当时，他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我们俩处境相同，志趣相投，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我和他一同共事，经常交流思想，亲密无间，感到无限欣慰。学校中虽然只有我们两个党员，但我并不感到孤独，这段时间我的心情还是非常舒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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