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滋阳乡师的党组织为宣传抗日，在校内外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孙先生等一些党员教师时常忙得彻夜不归。滋阳县国民党当局对乡师党组织的活动有所察觉，他们为获取情报，破坏革命，在乡师学生中秘密安插了一批反动分子。对此，乡师党组织决定采取措施，在这些反动分子立足未稳之际将他们挤走。这是我入校后第二次参加有组织的斗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和其他进步学生按照谷静默老师的部署，在学生中进行了广泛发动，激化矛盾，使广大师生对这伙反动分子不满，斗争的条件口趋成熟。一天中午，乘学生集会时，李又村等几个学生登上桌子，公开揭露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参加集会的学生们高呼“铲除害群之马”的口号。这些反动分子见事不妙，一个个抱头鼠窜。国民党滋阳县党部得到报告后.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乡师，当夜把谷静默、赵贯一两位老师和渠毓柏、程念慈两位同学抓去。这次斗争，使我更清楚地认识了国民党当局的穷凶极恶，看到了共产党人在生死关头那种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迈气概。经过学校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在进步老师、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我的思想又有了很大进步，逐步产生了入党的要求。我主动找到孙先生，提出了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孙先生神情严肃地望着我，问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我心中原有千言万语要诉说，可是，一时间，我竟激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孙先生看着我那激动的样子，猜想到我想说的话，会心地笑了。他拍着我的肩头认真地点头，表示理解我的心情。50多年来，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总会涌出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信仰的确立，有时是以牺牲为代价的。但是一旦他确立并准备为之赴汤蹈火时，便是生命的又一次再生与升华。”这些话，我当时是准备告诉孙先生的，不知为什么竟没有说出来，我们是在无言中交流着内心的情感和信念的。
1933年7月的一天夜晚，即将毕业离校的乔尚涵、张开文同学突然来找我，他们把我带到郊外一间低矮的土屋里。刚踏进土屋，我就看见了在闪亮的油灯下坐着的孙先生，看见了土屋墙上悬挂的一面鲜红的党旗。就在这个夜晚，经乔尚涵、张开文同学的介绍，我面对党旗宣读了入党誓言，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我的心情相当激动。我在认真地思考着:我入党后，担子更重了，能够担当什么任务?能为党为人民作些什么贡献?我深知，在当时的背景下入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一旦暴露了身份，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因此，一定要严守党的秘密，学会斗争艺术，经受住考验，同时要作好献身的思想准备。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在有了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之后，确实好像又获得了一次新的生命。
我入党后，党组织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接受乔尚涵、张开文移交给我的乡师党支部工作，继续扩大“社会科学研究会”，用公开合法的形式组织新入校的同学参加研究会，指导他们阅读进步书籍，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秘密发展学生党员。这时，早一年入会的同学大都毕业，校“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人数减少了，发展会员的任务既迫在眉睫又比较艰巨。即使如此，我在大家的支持、帮助下，工作还是很快有了进展。记得当时发展入会的同学有马著泗、张秀清、刘厚安、廖玉璞、孔繁阁等。我们与孙先生等党员教师也时常利用星期天秘密集中在郊外隐蔽处聚会，交谈对时局的认识和开展学校活动的情况。
1934年夏季，黄河决日。洪水淹没了沿黄南岸的大片土地，乡师许多学生的家乡受灾，学生们心情十分不安。而学校当局对这种灾情不管不问，而对抗日救亡运动却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进行压制，从而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义愤。面对这种情况，我和孔繁阁等支部成员商定:组织全校同学发动抗日罢课学潮。经过周密准备，罢课游行终于发动成功了。这是我入校后第三次参加有组织的斗争。在这次罢课学潮中，我们有领导、有分工地编写了快板、歌曲，组织同学演唱抗日救亡文艺节目，印制并广泛散发“农民的话”等抗日传单，高唱着抗日歌曲冲出校门。充州城里群情激愤.许多市民自动加入到学生游行的队伍里，高举起愤怒的拳头，和我们一起游行。地方当局和驻军极为惊慌，他们采取阻挠、抓捕、恫吓、利诱等手段，迫使学潮中途受挫。学潮虽然失败了，但学生和广大市民受到了一场爱国主义教育，也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假抗日、不抗口的丑恶嘴睑。
四年的乡师生活即将结束了。毕业前夕，我向党组织交代了工作，同时也回顾和审视了四年来自己走过的道路，为自己从一个幼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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