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劳动的两年里，我没有丢下学业，并在这段时间里阅读了不少书籍，耕读两兼，倒也自得其乐。俗话说:“志之为物，往而必达，图而必成。”由于我对学习的孜孜追求，得到了父母的允许和亲友们的资助，1931年夏，我终于考入了以培养乡村小学教师为目标的滋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即现在的充州师范)。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追求的是读书上进。在这之前，我曾报考过菏泽六中、济宁七中，但均未被录取。这次被录取，实现了我能够读书求知上进的愿望，今后就业也有了依靠，我当然很高兴。
滋阳距金乡近200里，但对我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农家子弟来说，到滋阳求学俨然是去闯“外面的世界”了。我既抱着对新的学习生活的憧憬，又抱着对这个陌生之地的一丝不安，踏进滋阳简易乡村学校的校门。记得入学时，我身着粗布衣，长了一身疥疮，又是第一次远离农村到城市生活，各方面都有些不适应。我这个刚刚从农村走出来的穷学生和城里一些富家子弟相处更是格格不入，被他们戏称为“土气”的“乡下佬”。学校当局对我们这些乡下来的穷孩子，也是冷眼相看，我原来的欢喜心情渐渐变得郁闷起来。但我没在惆怅中消沉下去，而是暗下决心:男儿身穷志不穷，发愤学习，图强自立。由此反觉心情爽朗，也许这正是自己自强意识进一步增强的转机。
这一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铁蹄下，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沦陷，人民逃离家园，流离失所。在这国家危难之际，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各界爱国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北平、天津及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纷纷罢工、罢课。当年12月，曲阜二师党组织遵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发出通知，联合泰安师范、济宁七中、曲阜明德中学和滋阳乡师等7校，组成“南下请愿团”，去南京请愿。 16日,7校2000余名学生汇集到充州火车站。请愿团在充州车站受阻，遂进行截车卧轨斗争。我当时虽刚刚入学，但出于爱国激情，也义无反顾地参加到这一斗争行列中。学生们高举着“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的标语牌，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要求车站站长发车接学生南下。站长见事不妙，闻风而逃。那天,201次特快列车由北驶抵充州站，同学们便一起卧在冰冷的车轨上，列车不得不停止前进。学生控制了车站，使南下列车滞留泰安，北上的列车停在滕县，津浦路行车中断达4天之久。韩复榘派兵前来弹压，学生们毫不畏俱。随后，车站站长说张发奎司令的专车要通过，学生们想趁此机会向其阐明请愿道理，车站站长遂让他们进站。张发奎玩了一个圈套，他让学生选出10名代表随他的专车一同南下，学生照办了。而车行到邹县车站时，学生代表却被强行赶下火车。我们的这次卧轨斗争，由于没有经验，未能达到去南京请愿的目的，但通过这次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不抗日的真面目，而且气氛悲壮，声势浩大，震撼了山东，震撼了全国，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为之热血沸腾。这次斗争把我第一次推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对我是一次切身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它使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团结组织起来的力量和热血青年的爱国激情，使我领悟到自己只有投身于集体斗争的洪流中才能有所作为。从此，我感到学校生活越来越有吸引力，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过去从未知晓的新思想、新理论。
在我入校的第二年，黄河决口，家乡遭受水灾，从金乡到济宁这段路程一片汪洋，平地可以行船。大水冲毁农家的房屋，我家就用倒塌房子的木料，修了一只破船，全家靠大哥贩运粮食挣几个钱维持生活。家中实在无法支付我的学费，父亲要我退学，我面临着生活所迫和失学的压力，心情万分痛苦。这事很快就让我的级任教师孙铁夫先生知道了，他很同情我的遭遇，劝我不要因此辍学，并决定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每月资助我3元钱。在孙老师的帮助下，我度过了经济拮据的难关。在这件事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孙先生。孙先生也不断地在经济上、学业上帮助我，使我增加了无限的力量。
孙先生思想进步(后来才知道是共产党员)，经常对学生进行时局和前途教育，对改革现实社会制度充满信心。他对学生非常关心爱护，威信很高。也可能因为我是一个从穷乡僻壤的乡村来的穷学生，学习又很刻苦，易于接受进步思想的缘故，他很关心和同情我，对我寄予深切的期望。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社会乃至时局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他的引导下，我参加了班里进步青年组成的“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读到了诸如《社会科学大纲》、《社会主义大纲》、《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书籍。通过阅读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进步书籍，我懂得了中国乃至世界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是阶级剥削、压迫的结果，同时也懂得了劳苦大众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捆绑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创造出一个当家作主的新世界。这个道理，较之以前从父辈们那里所听到的对世事不公的感叹和社会改良的愿望更能启迪我的思想。孙先生还曾试图通过某个渠道，介绍我到江西苏区，但因盘缠不足、交通阻塞等原因，未能成行。在这段时间里，我还知道，早在1930年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与山东第五职业学校合并为滋阳乡师之初，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部分进步教师就来到了滋阳乡师任教，其中有共产党员谷静默、孙铁夫、赵贯一等。另外，当时的著名革命活动家段雪笙也来到滋阳乡师任国文教师。这些党员教师以教书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进步书刊，组织进步社团，并发展了一些学生党员，使我很受鼓舞。我时常独自漫步在校园南面的树林里，反复思索着一些令人兴奋、令人鼓舞的事情。我真想立刻回到秦庄村，向父老乡亲们诉说心里的感受，去唤醒民众，干一番改天换地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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