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我们随军南下干部纵队第六大队（山东滨海地区）第四中队（日照县）90多人，驻扎在镇江北岸待命渡江。是月28日接到傍晚渡江的命令。为防敌机空袭，上级要求一定要在日落西山以后登船。我们第六大队五六百人，乘坐一艘渡轮，黄昏时顺利地渡过长江。当我们走进镇江市区时，天已全黑，电灯通亮，已7时多了。
按照上级要求，渡江后一定要步行30里以后才准住宿。我们第四中队在张学义带领下急行军前进，不巧当时正下着毛毛细雨，江南的泥泞小路十分难走，一步一滑，稍不当心就会跌倒。我们班里的苏昭爱（20来岁的姑娘），走起来七倒八跌，由我架着她走，几次不小心两人都跌倒了，弄得泥泞满身。大约在深夜1时许，总算走到丹阳车站以西四五里的一个小村庄停下住宿，一打听已离镇江市30多里了。那时大家又饥又累，都想早一点找一个地方休息，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早被先到的部队、民工等住满了，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住！半夜三更又不好去惊动老百姓。要是天不下雨还可以露宿，可天还在下着小雨。4月的天气尚冷，就是能找到个厕所、猪栏、牛棚、羊圈避避风雨也是好的。我所在的机关班12个人，总还算幸运，很快找到了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土地庙，神台上还有两尊石雕的佛像。我和另一位同志把佛像搬到露天下，那位同志还风趣地说：“我们为了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路过贵府投宿，请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委屈一夜，到露天去淋个浴吧！”
这样我们12个人分为3排，每排4人，勉强可以坐在背包上睡觉了。神台上抱走了佛像，4个人坐上去，虽间距稍紧窄一点，可腿脚尚能自由伸展，背靠墙壁，可算是上等雅座了，照顾两位女同志和两位领导享受了。地上两排，里面一排还算好，腿脚虽难伸缩，但有神台作靠山，不多时人们都呼噜呼噜地进入梦乡。全班中我年龄最小，睡在外面一排，背没地方靠，只好把头放在自己大腿上，身上虽淋不到雨，但脚还浸在雨水里，屋檐水滴下来，溅到腿肚上，久久不能入睡。我只好一个人走出去另找地方，碰巧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稻草亭。由于主人抽去了好多稻草，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窟窿。我一看是个好地方，就一头钻了进去，惊跑出一只小狗，把我吓了一跳。躺在里面，暖烘烘、软绵绵的，舒服极了，一个人睡还挺宽敞的呢。我就跑回土地庙，拿来背包，又对匡毅（曾任台州检察院检察长，现已离休）说：“老匡，快跟我来，我已找到一个安乐窝了！”我俩就在这个小狗住过的稻草窝里，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直到天大亮也没睡醒。而土地庙里的10位同志早晨醒来一看，我和匡毅两人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还怀疑我们开了“小差”。当我们睡意朦胧地走出来，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禁大笑起来。
二、惊弓之鸟，撤岗上路
5月底，我们随军南下干部纵队第六大队步行至天台，住下待命。不久接到情报，温岭县城已经由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解放了。于是我们第四中队由浙东游击队一个排的武装护送，翻山越岭，日夜兼程来接收温岭。
那时，临海城尚未解放，敌人一个师部约一个团的兵力驻守着，我们无法通过，只好走大田、钓鱼亭这条路。虽然大田也未解放，但这一地区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到了大田，获悉区公所驻有一个中队二三百人的武装力量。据游击队同志介绍，门前站着双岗，戒备森严，虎视眈眈，又无法绕道而走，必须从其门前经过。张学义等领导人经过分析研究，认为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大战役，又取得强渡长江和解放杭州、上海的伟大胜利，威震四海，敌人已成惊弓之鸟，面临灭顶之灾了。于是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写了一道命令，大意为：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干部纵队第六大队，奉命执行任务，现从你们门前经过，决不攻击你们。特命你部撤掉门前岗哨，全体人员集中院内，不得外出，否则……。我们找了一个老百姓将命令送去，稍候又派人前去观察动静。敌人确也乖乖地服从命令，撤掉岗哨，全体人员集中院内。为防万一，确保安全通过，再给敌人一个下马威，于是将仅有的两匹马（原为载运炊事用具和粮菜之用），由两个全副武装的干部骑着在门前跑了两个来回，以显威武，震慑敌人。其余同志昂首挺胸，大模大样地前进。同时我们也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以防不测。结果，我们的队伍安全顺利地通过了。在通过敌人门前时，我曾偷眼看去，很多敌人都伏在墙头上、窗门前像观看游行队伍一样鸦雀无声。
这件事，后来据临海的同志谈起，在“镇反”、“肃反”时，该中队长交代：当时，他们接到命令以后，不知什么来头，只好听从命令。待百来人过去以后，还以为这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是“尖兵”，大队人马还在后头。等了很久，不见大部队过来，有些后悔了，不少人埋怨他胆小怕事，要是知道就这么几个人，早把他们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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