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祖母讲，祖父在外上学的时候，就频频给家中写信，劝家里把土地分给佃户和贫苦农民，不要再过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参加革命之后，更是殷殷劝导家人，要为劳苦大众着想，放弃剥削生活，把家产分给穷人，过自食其力的普通人的日子。我祖父牺牲后，我的二伯祖与我祖母及其子侄辈共同践行了他的遗愿。具体行动是：一、尽全力支援八路军抗日，倾其家产为八路军提供各种物质支援。二、家中年轻后辈几乎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救国战争。三、为支持八路军反扫荡，自愿炸毁了具有悠久历史、占地四十余亩、房屋160余间、聚族而居的燕翼堂老宅。
据蒙阴县委党史研究室的一份材料记载：“沂蒙抗日根据地开创之初，‘燕翼堂’担负起了我党我军垛庄一带驻防部队、工作人员的后勤供应任务，肖华将军曾带领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全部住在‘燕翼堂’。（燕翼堂）还曾一次卖地300亩，购枪100余支，支援八路军抗日。” 另外，抗战一开始，燕翼堂便出钱购买了40余支枪，组建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独立营，由刘晓浦的侄子刘竹泉担任营长。后来独立营被编入八路军某部二支队。
据我十二伯父（堂伯）刘增浩回忆：“我们家的两位烈士（刘晓浦、刘一梦）对我们兄弟姐妹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是被国民党军阀韩复渠杀害的，两位烈士在外地参加党的地下活动时，曾不断给家中来信，教育家中老人‘不要再过那种寄生生活了，共产主义就是要改变那种人压迫人的制度，为劳动人民谋利益······，这样我们从心里就对共产党有了感情，和国民党反动派有仇恨，也与地主阶级开始决裂，所以，抗日战争刚开始，民主改革刚进行，我家的所有房产、土地全部献出，我兄弟姐妹20余人都投入革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蒙阴县党史办刘增浩访谈录《抗战前后我家庭状况和垛庄在抗战初期党的活动情况》）
我祖父这一辈兄弟四人，一共生了14个儿子，除了年龄较大的大伯父、二伯父和早年去世的三伯父、四伯父之外，其余10人连同我的几位姑姑和几位年长的堂兄堂姊共26人全都参加了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其中有6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加上我的祖父和五伯父，我家共有8人 为国捐躯。
据我堂姐刘纯（原名刘长珠，国家建设部离休干部，2010年于北京去世。）回忆：“抗战之初，八路军在我们家里来往不断，吃饭，住宿，来者不拒······经常人来人往。肖华曾和我说：你们家里驻一个团还有余。”“抗战开始不久，徐向前在我们家住过，我们家有个大望远镜叫他带走啦（笔者注：送给了徐向前司令员）······徐向前从我们家里带走了100多支枪。为了抗战，共产党、八路军要枪我们家给枪，要人我们家给人，要钱我们家给钱，要粮我们家给粮，要什么只要我们家有的就给什么。”（蒙阴县党史办：《刘纯同志访谈录》1991年12月4日）
上述情况我曾经从不止一个老一辈人的口中听说过。我还曾经听说：除了徐向前、肖华等领导人之外，还有许多党和八路军的领导同志都曾经在我家住过，我知道姓名的有李子超同志（曾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高克亭同志（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省委书记）；王传斌同志（曾任外交部驻外大使，2011年11月2日于北京逝世；我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与王传斌老人认识，是一次偶然邂逅，也可以说是一次奇遇，一种缘分，我把它作为一段佳话、一个花絮记述于此：
大约是2000年或2001年，我在北京医院候诊室等候看病，一起候诊的还有两位老同志，正在相互聊天，其中一位操山东口音。
我于是问道：“您是山东人？”
他说：“是啊。你是哪儿人啊？”
我说：“我也是山东人。”
“山东什么地方？”
“山东蒙阴。”
“蒙阴哪儿？”
“垛庄。”
“你家是垛庄？那我向你打听个人你知道不？”
“不知您打听谁？”
“刘露泉你认识吗？”
我不由笑起来，说道：“刘露泉是我父亲。”
他也笑了，说道：“怎么这么巧啊!我打听你父亲多年也没打听到。”
王老问起我父亲的情况。我告诉他，我父亲1958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就和许多老同志失去了联系。他听了十分感慨，说道：“抗战时期我和你父亲一起工作了好多年，你父亲可是个好人啊，很正派，很有才华。”
我听了很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了多少人事沧桑，他也早已成为国家高级干部，却还没有忘记当年的战友。只可惜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否则他会多么高兴！
这就是王传斌老人。王老不仅谈到我父亲，也谈到我家的情况。他曾经在我家住过，说我家院子很大，大院套小院，住了四五天也没把我家的院子看全。
我说：“听说我家的院子占地四十亩呢。”
他说：“四十亩可不止！——那是大亩。”我这才知道亩还有大亩和小亩之分。
还有一位叫李惠的年轻八路军女战士（据说她后来改名陈若愚，解放后曾在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曾长期住在我家，做地方群众工作。她和我的几位姑姑关系极好，在她的带动帮助下，我的几个姑姑和堂姐都先后参加了八路军。李惠对我家情况十分了解，文化大革命中她在北京家中养病，曾经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找她，她要向我介绍她所了解的我家情况，让我写一本书。她说：“那会是一本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
但因当时正处于动乱时期，这一约见未能成行。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花絮。
凡是在我家住过的人，都对燕翼堂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老人讲，燕翼堂是一座祖传老宅，庭院设计与房屋建筑都非常考究，用料精工，梁柱都是楠木的，且有乾隆亲笔书写的堂号。有人说，如果留存到现在，肯定会被列入地方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燕翼堂宅院庞大（据说能驻一个整编团），院墙高固，院墙四角各有一个哨楼，如同一个天然的军事堡垒，且按八卦图形与原理布局，不熟悉的人进去找不到门出来。1940年，当日本鬼子开始对这里进行扫荡时，驻扎在这里的八路军领导考虑到万一这座宅院被日本鬼子占领了，反扫荡战斗将会遇到极大困难，造成重大牺牲。因此，八路军转移的时候，部队领导提议：拆毁燕翼堂，不给日本鬼子留下这样一个易守难攻的驻兵场所和作战堡垒。对八路军驻军领导的这一提议，当时我家全家老小都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从国家兴亡的大局出发，同意炸毁了燕翼堂所有建筑，一家几十口人从此背井离乡，投亲靠友，过起了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日子。那时我父亲和我大姑刘增蔼均已经参加八路军，我的小姑已因病去世，我祖母便带着她的婆婆（刘晓浦之母，我的曾祖母）和我的母亲（刚过门不久的儿媳妇）三人回了沂南县的娘家。我和我弟弟都是在我祖母的娘家高家中疃出生的，我们没有见过燕翼堂老宅，只是从老人的回忆中听到过它如何富丽与堂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出差顺便回了趟老家，看了看我祖父的坟（当时尚未迁移安葬），也看了看燕翼堂遗址。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大片民宅，镇政府所在地也在其中。在一块类似广场的空地上，还残留着两块太湖石和长条花岗石，透漏着一丝历史的信息，暗示着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极其美丽而动人的传奇故事。一个老人指着石头告诉我：过去这里是燕翼堂的后花园。县里一位领导对我说，省政协主席李子超同志曾经向县里提议重修燕翼堂，作为一个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问我是什么意见。我知道当时县里财政还很困难，老百姓生活还比较艰苦，因此没有同意。事后我对我父亲讲了这件事，我父亲很郑重地对我说道：“你可不能同意这件事，现在那里老百姓生活还很困难，哪里有钱干这个！”我对他说：我的想法和您一样，已经向县里表示了。
毁家纾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也许并不鲜见，但像燕翼堂这种深明大义的爱国之举，绝对可以说是一个为数不多的典型案例。
当我站在燕翼堂的原宅基地上，看到当日封建地主的深宅大院已经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居民新区的时候，心中不由感慨万千。我想：祖父当年要把家产分予百姓，要求家人过自食其力的平民生活的愿望实现了，他的子孙后代没有辜负他的教诲与期盼。
我们为祖父而感到骄傲，祖父也应当为子孙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