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队出发
1949年年初。由于历时一年的整党运动刚刚结束，又恰逢春节，碑廓区委分会决定放假几天，让大家回家休息一下。我刚在家没几天，就接紧急通知回日照开会。农历正月十三日（阳历2月10日），日照县委在巨峰召开全县支前工作大会。会议由尹新坡同志主持，党员干部、子弟兵团、群众共几万人参加。会议内容主要是遵照中央军委与华东局、华东支前委员会的指示，围绕当时日照县的支前工作而展开。从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开始至1949年10月解放战争结束，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时期，进行的战事多，且规模大，所以急需大量的人马进行支援。早在这次会议召开前，日照县委就在全县党员干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动员，号召新解放区的人民参加支前工作，以保家卫国。正月十五日，支前队伍进行了统一编制，共编了3个连，组成一个营，其中望海区为五连、巨峰区为六连、碑廓区为七连，每个连约130人（包括炊事员）左右，郭常芳任营长，杨克好任副营长，我任营教导员。16日，队伍从巨峰出发，当地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送。17日到达临沂，重新进行了编制，把临沂地区莒县的一个连扩充进来，共计4个连，隶属教训六团，团长为孙桂芳，山东郯城县人。
队伍整编后，于1949年4月23日渡江成功，参加1949年京沪杭闽厦解放战役。
看押俘虏
当时日照支前队伍主要有两大任务：一部分人执行海上支前任务，配合人民军队攻打浙江舟山地区；另一部分人则执行内地支前任务，主要是看押俘虏。我参加了第二部分支前队伍，负责看押俘虏，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我军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所以每次战役下来，往往有几千甚至几万的敌军被俘，看管和押送俘虏成为一项繁重的任务。为保证我军主力集中精力作战，看押俘虏任务大部分由支前队伍来承担。
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我人民解放军突破后，便以20万兵力固守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依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率领近30万人攻打上海。5月12日，第三野战军各部队分别向上海外围守军发起攻击，至27日，上海全部解放，除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撤逃外，其余国民党被歼。押解和看守俘虏的任务非常艰巨。当时我们安扎在无锡一带，乘坐火车去上海押送俘虏。大家严格遵守部队纪律，风餐露宿，即使下大雨，我们也留宿街头，绝不惊扰市民，不入民宅，不拿市民的任何财物，在这半个月时间里，“三进三出”上海，顺利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队伍进入闽厦山区时，行军非常艰苦。这里道路崎岖，荒无人烟。为配合大部队作战需要，大家经常爬山越岭，星夜兼程，顾不上喝水吃饭，一天步行约100多华里，工作结束后，浑身累得就像散了架，但大家的士气仍然很高，一空闲下来就会有人唱些革命歌曲，活跃气氛。
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同样也是支前队伍的生命线。争取战争的胜利，不能单纯依赖于军事力量，还要依赖于政治因素。要把大家的力量动员起来，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日照地区早已解放，而我们整天在外跟随大部队行军、服务，不只是身体过度疲劳与生命不安全，时间久了不免有个别人产生想家念头，为避免大家发生这些大的思想波动，我作为营教导员同其他干部一起，经常对大家进行思想教育，让大家认识到我们进行的解放战争是推翻国民党政府，使广大穷苦大众翻身得解放的正义战争，只有推翻蒋家王朝，才能彻底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从而稳定了大家的情绪，提高了支前的自觉性。
胜利归来
这次支前工作历时一年，足迹踏遍南方7省两市（上海市、厦门市），除一人因病牺牲外，其余人于194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返回日照。当晚，日照县民政局同志在碑廓筹办了一个欢迎会。我在会上代表大家发言，感谢日照县委、县政府对我们的照顾与欢迎。
这支日照支前队伍，充分发扬了山东革命老区人民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用自己的热忱与行动，为夺取全国解放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出了突出贡献，保卫了新中国，保卫了家乡，先后获得淮海战役奖章、渡江战役奖章各一枚。1949年12月，华东支前指挥部授其“政治看家”锦旗一面。
（王文选采访整理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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