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是从1977年中法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后开始的。法国承诺,提供贷款与中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其中包括一座核电站。
水电部据此筹划在江阴建设苏南核电站。国务院也于1978年批准了从法国引进两套90万千瓦机组的核电站。
这一动作,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核电的发展,是依靠自己、立足国内,还是引进技术、合作生产或成套进口。不久,一机部参加进来,认为再搞30万千瓦的意义不大,1978年8月正式提出停建“728”工程。
二机部马上反击,“728”在科研、设计、设备制造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且国家批准的7个多亿,已花了近2个亿,岂有下马之理?当时,水电部是核电的主管者,掌握权力和资金优势;一机部是大型设备的制造者;二机部是动力堆和核燃料的提供者,具备核技术的人才优势。
1979年1月,谷牧副总理出面协调各方。反方认为,30万千瓦太小,技术落后,国外早已淘汰,没有价值。既然决定进口90万千瓦系列的,再搞一个技术上把握不大,又无发展前途的大项目,是不合理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练兵,而花掉6、7个亿,是否值得?不如用“728”这笔钱来搞核燃料的浓缩加工和勘探。他们还提出,应以国际先进技术为起点,没有必要一步一步地从头搞起。发展核电从90万千瓦搞起,这样可以避免浪费,加快步伐,争取时间。
二机部恪守自己的阵地决不退让。
最后的表决是:一机部、水电部、国家建委主张“728”工程下马;国防科委、二机部、国家计委坚持继续干下去。3比3平。
不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华国锋说:“千万不要这个东西,战争一打起来,人家一炸,你自己放出来的污染就把自己消灭了,现在不能搞。”好嘛!华主席的一句话,把两边都“啪司”了。
但这时的华,他的政治生涯已快走到尽头。一个月后,国防科委又把这件事捅到军委去了。邓小平批示,由二机部抓总。这一招很厉害,授权了。国防科委和二机部把更多的同盟军拉了进来:机械委、化工部、中财委、国家科委、国家能委、上海市……
但争论仍在继续。既然是邓让二机部挑头了,于是,1980年10月20日,二机部副部长、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给我父亲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他写道:
“正确的核电引进政策不应该是全套进口,而应该在实现技术转让的前提下引进关键设备和特殊材料。……引进的主要目的不是引进电力生产能力,而是引进核电技术,最终建立自己的核电工业体系。”
王淦昌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这一重大工程的决策是欠妥的。”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封信。父亲对这封信很感兴趣,这对困境中的中国核工业,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资料记载:1981年3月,在张爱萍同志的主持下,国防科委与二机部(核工业部)联合提出了“核工业应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移到为国民经济服务上来”(即“保军转民”)的发展方针,小平同志亲自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核科技工业开始了“军民结合”、“保军转民”的历史性战略转变。
1981年11月,国务院再次批准了“728”工程,1982年11月,又批准这个工程的选址方案,建在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1983年6月1日,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终于破土动工,正式启动了原子能和平利用,为经济建设服务、造福人民的进程。与此同时,整个核科技工业的军转民工作也全面开展起来。
若干年后,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当我说到,核燃料还要买人家的,就必然会受制于人时,别人都不讲话了。这句话可能刺激了他。过了一会儿,赵突然站起来,说,就这样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讲这样的话,是没有道理的。既然是讨论问题,听到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不能因为不合自己的意,就认为是给你扣帽子,这种作风,别人还怎么讲话?
“我当时还是忍耐住了。主要考虑两个,一个是不必争辩了,他是总理,我是副总理,组织上是要服从的;再一个我怕他说我摆老资格。我理解他当时之所以那样急,是第二天要跟法国人拍板。不过,第二次国务院开会时,赵还是说了,爱萍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那样说是不妥当的。
“我曾给谷牧打过电话,提出不管怎么样秦山核电站应该我们自己搞下来,纳入政府规划。后来谷牧还把王淦昌、姜圣阶找了去问情况。他们的态度也是不管怎样,要保住秦山核电站,他们还给赵紫阳写了报告,我也看到了。”
这件事后来提交到书记处讨论。我看到国务院办公厅提交的会议纪要,写法上是按副总理的排名顺序,依次说明每个人的态度。写到父亲这里,对这个挑起事端的主谋,只用了两个字:“同上”。看得出,对方底气不足了。我想,大概他们已经能判断出最后的结局了。
胡耀邦最先表态支持。当时的具体文件我没有找到,只看到他后来在1984年批示的一段话:“我是完全赞成张部长的批语的。有些事关系国家的大计,必须办,咬紧牙关也得办。但是有些同志往往从小处看,顾虑重重,犹犹豫豫,把时间耽误了。因此齐心协力,加油干,这一条很重要。”
很快,更多的党内高层人物表态支持。陈云同志的批示简明,但却严厉:“不管广东核电站谈成谈不成,自己必须搞自己的核电站。再也不要三心二意了。”是提醒还是警告?
聂老总敲着桌子质问,为什么要花这样多的钱去买人家的?
父亲批示:“将陈云同志对国家计委国防局的批示和材料增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各同志。”
我无意于评价事情本身的对错优劣,只是感慨,上一代打江山的这批领导人,果然不同凡响,毛泽东“自力更生”之路在他们心里是根深蒂固的了。这只是一次工作性的争论,并不能说明赵紫阳,包括支持大亚湾的同志们,就反对我国自己搞核能。父亲说:“我后来给赵紫阳同志又写过报告,他是很重视的,马上就做了布置,引进了一些设备。”
我曾问过父亲,你为什么站在秦山一边,而反对大亚湾。父亲说:“我没有站在秦山一边,也没有反对搞大亚湾。争论是正常的,秦山和大亚湾,谁先谁后,是个工作问题。自己搞核电,还是引资搞核电,对解决地区的电力困难,发展国民经济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但如果从发展我们自己的核电事业来看,不给二机部饭吃,封杀它,只图眼前,急功近利,那就是战略上的短视。核工业,包括所有的国防工业领域,不能只停留在搞武器上,一定要把它引向国民经济之中,它才能生存,才能发展,这是个基本方针。能源问题早晚是个麻烦,要从长计议。这才是国务院研究问题、做出决策的思考角度。”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不愉快,我分析,除了父亲说的“受制于人”刺激了其他同志,更重要的是领导体制问题。国防工业横跨军委和国务院两大系统。航天和核工业在业务上直接归国防科委领导,按惯例,重大事项都走军委这条线。核工业向民用转型属重大决策,自然是先向邓汇报,得到邓的首肯后,再提交国务院。过去周恩来任总理时,军委、国务院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他,而现在赵在军委并无职务,军事工作他不管,势必产生军委拍板,国务院执行的错位和错觉。听父亲说,有几次,记不起是为了什么事,赵曾问过父亲,大意是军委定的事,涉及到国务院的,他都不知道,显得有些愠怒。我想,问题还是出在沟通和体制上。但事情并没有到此就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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