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爱萍》十:强国之梦2.浩瀚的南太平洋㊥

张胜 发表于2016-06-06 08:20:34
  中央军委任命李耀文为国防科委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李回忆我父亲时说:我离开军队已经6年了,不要说对国防科研全然不了解,就是对军队都很生疏了。爱萍同志很理解,亲自召集干部大会介绍我,又领着我一个个觐见小平、叶帅、聂老总、徐帅,会见国防工业各部的领导人。李写道:“他对我,既有良师之谊,又有战友之情。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为尊敬的好领导之一。”
  这个团队的结构是:总指挥张爱萍;坐镇大本营的是政治委员李耀文;陈彬管业务,负责全局的组织计划和协调;下面分成两条线:核工业和原子弹,行政指挥由张震寰负责,技术领衔的是朱光亚;航天系统和各种导弹武器,行政总指挥是马捷,技术领衔是钱学森。这个指挥结构使人想起了一江山岛,这又是一次联合军种的作战,是一支在管理和技术上都堪称一流的团队。
  对这个阶段的成就,《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原始稿中是这样评述的:“这一重大决策,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国防科技战线安定团结的局面很快形成,科研秩序迅速恢复,各项规章制度走向健全;加速了研制进度,各项配套工程协调发展。局面打开了,一盘棋走活了。随着三抓任务的圆满完成,中国的先进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大振了国威军威。”
  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与其他地方不同,基本没有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和束缚。这主要归功于1975年的大整顿,特别是经过了1976年的大反复,一正一反、一对一错、一白一黑,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在人心上、阵线上、舆论上都已经成熟了。再加上父亲旗帜鲜明的立场和他当仁不让的锋利板斧,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我曾向父亲提过,能不能结合当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谈谈你们的做法?父亲不屑一顾地说:“等他们讨论清楚,我的导弹都发射出去了!”我愕然。军人有时候是不讨人喜欢。
  1977年的“八一”是令人振奋的。在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突然间被投影在舞台的天幕上,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军旗和嘹亮的军号曲。
  刹那间,全场欢声雷动,人们都站起来,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内心的取向。这件事被中央点名通报,认为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一起政治事件。邓小平虽然出来了,但他毕竟不是最高领袖,有什么理由打出他的画像?但是,已经没有人去理睬这样的指责了。我们总部的参谋人员之间,竟然拿中央的训斥来插科打诨,就连一贯正统的总政治部,甚至连传达都懒得传达。我第一次感到中央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和无力。对带兵的将领们来说,毛泽东不在了,周恩来不在了,朱总司令不在了,就你们这几个家伙,还指手画脚的,算老几啊?
  邓小平,这位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在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眼里,是在彭德怀、林彪相继离世后,军队中无可争辩的统帅。尤其是1975年摧枯拉朽似的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洗礼,他已经是人民心目中最有胆识的英雄了。虽然这时,复出后的他,只还是虚职,而他自己也只要求分管科技和文教,但实际上,军队和老干部们都不约而同地集合在他的身边,经历了10年动荡和劫难的中国人民,对他寄予了厚望。“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迅速形成,中国,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需要一个继毛泽东之后的强人。
  邓小平当然能意识到自己在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从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关他的回忆文章中知道,或是在更早,他已经开始思考和运筹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了。
  当他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时,当他准备为党和国家命运去再次搏击时,他必须要选定一个能够信赖而又真正称职的人,把军队托付给他。
  他将把目光瞄向谁呢?
  “十一大”即将召开。通常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倒出来,一是调节一下气氛,同时也希望抛我们的“砖”,引父亲的“玉”。
  果然,父亲冒出了一句:“罗长子要出任军委秘书长了。”
  “是吗?”我们都感到惊诧。就当时的政治气氛,和以彭罗陆杨的罪名,罗的出山,而且担当如此重任,的确是个新闻中的头条。
  “今天见到他,他说,你为什么要推荐我,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能工作吗?”罗自腿断了以后,一直坐轮椅。
  “我说,孙膑膝盖骨都没有了,还能灭了魏国,罗斯福不也是在轮椅上指挥二次大战的吗?”
  “你推荐罗长子?”我们问。
  父亲这才说起不久前,邓小平召见他的事。
  “邓要我出任军委秘书长,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父亲停顿了一下说,“我知道这样的事是不好随便推辞的,我考虑了一下。我说,军队,说这说那,最根本的还是个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队伍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相对要少得多了。我从56年起就在协助聂老总抓这一摊,整整20年了。我自己认为,在这方面作为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67岁了,再干3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饭桌上静寂无声。
  后来才知道,是王胡子的主意,他向邓推荐:“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
  父亲接着说:“我是诚恳的,我想他是理解的。邓问那你看谁更合适些?我提了罗长子。邓也是那句话,他的腿是个问题。我说,现在这种条件,不比战争年代了,多配两个秘书就是了。”我们都在沉默。
  一个领导人的权力和作用,并不绝对取决于职位、头衔,许多显赫的职位并不见得就握有实权。军委秘书长是这样一个有着相当弹性的职务。
  50年代,军委工作由彭德怀主持,他是事必躬亲,日常工作多由他亲自主持议定,秘书长黄克诚的作用和权力不太突出。林彪主持军委期间,虽也是他抓总,但日常工作不管。其他两个副主席,贺龙分管国防工委,后来工委撤销,就管体委去了;聂荣臻分管国防科委,还要分一部分精力管国家科委。为了及时高效地处理军队日常事务,协调三总部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关系,在军委下面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由三总部和负责国防科技工业的主要领导人构成,军委秘书长负责牵头。这就由总参谋长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直接对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林彪负责,成了军队的大管家,握有重权。父亲当时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因此,他对军委的工作程序和罗瑞卿的组织协调能力是很清楚的。
  中央的日常事务,由书记处负责,总书记邓小平就是党中央的大管家。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解决。为了便于协调沟通,军委秘书长同时还兼任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罗瑞卿的权力和地位自然就十分显赫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其作用和知名度有时远远超出了其他的元帅、大将。
  当然,这也是他后来倒霉的原因之一。这样的体制,有些像董事长和总经理。没事还好,有了矛盾就很麻烦。林后来对罗生出嫌隙,就开始发难。毛搞“文革”需要林,当然就舍弃了罗。国务院周恩来事必躬亲,没有把党委专门作为一个权力层次,直接由总理、副总理组成常务会议,大事小事都直接处理,麻烦自然要小得多。
  日常工作中的秘书长负责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1982年,杨尚昆出任军委秘书长,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和我父亲都是军委副秘书长。后来杨兼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提出不再设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一律改称为军委副主席分工负责。邓考虑当时几个老帅还都在,说一回事,就不要变了吧。直到90年代后,新上任的几个军委副主席有了明确分工,又都参加军委常务会议,秘书长的作用和权力相对就减低了,以至取消。
  据说,最早动议是罗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没有通过。既然这样,那就改当秘书长吧,于是通过了。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不排除有妥协的成分,但军委秘书长是干什么的?究竟握有多大的权限?和人大、国务院的秘书长有什么区别?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职务特有的弹性吧,使人们对它扑朔迷离。这件事,体现出动议者在政治上的老到。当然,这只能是揣测。军队领导体制的新格局形成了,上面有叶邓压着,具体操作握在罗的手里。“凡是派”们,你就是再有本事,也鞭长莫及了。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后,果然表现出高人一头的能力和魄力。
  军队也是重灾区。历时10年的党内斗争,一批批人像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文革”开始倒了一批,像被划到刘少奇线上的新四军的干部,划到彭德怀线上的红3军团的干部;父亲就属于在前两类都沾上边的。另外,还有被划到贺龙线上的二方面军的干部;“二月逆流”后,跟几个老帅的多少都沾了包。杨余傅事件后,左派队伍中也倒了一批;从庐山下来,批陈整风,华北的不少干部倒了霉;林彪事件前后,倒的就更多了;批林批孔又是一批;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整下去的多是复出后的干部,属二次被打倒。“四人帮”粉碎后,所有的矛盾都挑出来了。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1978年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上吵得一塌糊涂。给我印象深的是总参、海军、空军、福州军区、兰州军区吵得最凶,互相指责,翻旧账。我还记得父亲在会上的发言:过去的事了,吵就吵得清楚吗?都做点自我批评好不好!徐帅主持不下去,搬来了邓,邓走上台来就讲了两个字:“散会!”幸亏没多久广西、云南边境就开打了,否则还得吵下去。对打这场仗的真正动因,到现在我都搞不懂。
  下面部队怎么样不知道,但在总部工作的同志,绝大部分对罗是很敬佩的。他政治上敏感,善于抓住大事、要事,而且一抓到底。上任后他指示《解放军报》率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表态。记得他曾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闲谈中还向我和弟弟询问了领导层的动向和下面部队的反映。他的这一举措,在被“文革”搞乱了的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军队各项工作迅速摆脱了“文革”的桎梏。他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大刀阔斧的作风,使许多同志在“文革”积重难返的彷徨和消沉中,看到了军队的希望。在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中,解放军又一次走在全国的前面。军队就需要这样的铁腕人物,我为父亲识人的眼光和举荐的真诚感到欣慰。
  遗憾的是,罗瑞卿在这个重要位置上发挥作用的时间太短了。对好强的罗瑞卿来说,残腿似乎是他最大的心病。大约1978年初夏,罗瑞卿告诉父亲要去德国治腿。父亲劝过他,算了吧,在国外有诸多不便,还是把医生请到国内来。可罗说,要光安个假肢呢?看来他是主意已定。后来,父亲率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回到北京就接到罗瑞卿从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电话竟是他和罗瑞卿的永诀。几天后,罗在德国动手术时去世的消息传来。
  罗瑞卿受尽磨难,苦尽甘来,不想走得竟如此匆匆。父亲写道:“前驱辞世留重任,后继安知畏风波?”他似乎在问谁。大业方兴,他心痛的不仅是失去了战友,也为了这支军队。当然,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但乱世安邦,要选出一个有胆有识、敢顶风上的领导人又谈何容易?杨勇那里送来罗的讣告草本,父亲修改后作急件送出。他按了电铃,警卫人员离岗,他拄着拐杖去找,刚下过雨,地上又有青苔,一跤摔下去,右手撑地——骨折。正巧约来治腿的一个民间大夫到了,说,别动,马上对上,以后就好长了。行吗?对这个祖传的技术,在场的工作人员都面面相觑。父亲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把耷拉着的手伸出说:“那你就试试吧。”
  真是恶治!随着断折的手臂被用力的拉抻,父亲眉头上豆大的汗珠刹那间就像下雨似的淌下来……幸亏301的医生赶到了,看着就喊,你们他妈的是要把首长搞出心脏病啊!吓得大家都面如土色。父亲说:“算了吧,是我同意的。”
  罗追悼会后,邓小平顺道来301医院看望父亲,我问都说了些什么?父亲回答:“四个字,‘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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