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蛇要打头,要害就在派性,不摧垮这些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声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他可没有他的恩师周恩来那样的苦口婆心。他这个学生很干脆:“铲除派性,收回权力。”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开辟中央苏区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同的是,一个是武装斗争;一个是和平方式:给你讲道理,不听?那就敬酒不吃吃罚酒,组织处理——滚出七机部!
陈保定说:“张爱萍一来,旗帜鲜明。他讲了两条:一是发动群众,造起舆论,批倒派性;二是组织解决,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把靠造反起家、专搞派性的造反派头头,如舒龙山这种人,坚决解除他们的职务。230厂是舒的老巢,张爱萍就是到他那里去演讲,他在全体大会上说,我来,就是来快刀斩乱麻的!张爱萍的魄力和胆识,和他大刀阔斧的作风,真正使我开了眼界。”
陈保定接着说:“3月27日的讲话是到230厂的第一次讲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把一个大车间挤得满满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上到天车上。他边讲、边听、边回答下面群众提的问题。台下不断地鼓掌……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
“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动力?开始我们按惯例给首长准备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说,你们照着念不就行了,还让我讲什么!吓得我们都不知说什么好。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台历纸,一讲就是两个小时。”
“他说,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在利用派性掩护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利用派性搞他的阴谋活动,掩盖他做的坏事。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文革’这么多年了,有谁敢讲真话的?有谁敢对这些造反派说三道四的?像他这样在大会上公开骂造反派头头是坏蛋的,还是第一次。人们钦佩他的胆量。”父亲把他的全部怒火都宣泄出来了。
他说:“你们那些人,就跟旧社会里的工头差不多了,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哪里还有一点人味?”
“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想一想,扪心自问一下,还像一个中国人吗?满脑子的个人利益,满脑子的小山头,小宗派,馒头都不如,是桌子上的小水泡,很快就会干的。只要太阳一照,不用说有太阳,就是电灯一照,也就干了。有人说我骂得太凶了,难道还要我对这种人讲好话吗?办不到!这些人派性迷了心窍,我能给你说好话吗?有的人嫌我糟蹋他,骂得太厉害了,有什么办法,你不改,我还要骂,而且要骂到底。”
他骂得是够难听的:“把我的专家、工程师都搞到哪里去了?统统找回来!那些狗屁不通的王八蛋,占着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还不都撵出去!”
“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而且一定要整顿。什么你管得着,我管不着?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事,我就要管!如果说你是玉皇大帝,我也要请孙悟空把你搬下来。我就不怕牛鬼蛇神、跳梁小丑。对这类东西,一句老话,何足道哉!”
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揭发批判他,说张爱萍在七机部两个月,共讲了52次话,去掉8个星期天,等于一天有一个新讲话,而且,他的每次讲话都以简报形式下发,流毒甚广。
他把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说:“工人同志告诉我,这些年来,领导干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问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啊?你们猜猜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现在两只眼睛都闭上了!我的官老爷们,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混乱状况,你们真的都是在修身养性吗?……摸摸自己的心口吧,都问问自己,我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今天我在这里叫你们一声老同志。所谓老,就是原来曾经在老五院工作过的同志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放弃原则,放弃人民的利益,明哲保身,保位,保官。这种人,还要你们干什么?你们把老五院的思想、作风、干劲给我找回来!今天之前,我不管;从现在开始,我就要管了,而且一管到底!”
“发生了问题找谁?找领导!找你们干部!车间里没有开水喝,谁去打?车间主任去打!……拿桶打!”
怪不得红3军团的干部都这样评价彭德怀:“彭老总是爱骂人,但他不骂战士,骂干部。谁让你是领导的?”这就是共产党的传统,红军的传统。
他对工人群众说话的口气要温和得多了:“我要问大家一句,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这些指示,哪一条在你们这里贯彻了?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你们这里贯彻了吗?毛主席在去年听了国务院汇报生产情况后说,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又在你们这里贯彻执行了吗?所以,是不是革命派,不在他喊什么口号。听其言,观其行。要看一看,想一想,对的就跟,错的就要打倒!”
“工人同志们,我要求你们尽最大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拿出杀手锏来。打谁?打对我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敌人!我们的杀手锏要直捣它的黄龙府!叫它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欺负我们,奴役我们。这,就是目标!是我们国家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目标!”
回忆当年,许多人说,开始,大家还在远远地观望,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他一来,大家就抢着挤进去听。他不是长篇大论,是叫台下的工人提问题,一个一个的回答。有时骂人,有时说笑话,还有时讲故事,气氛活跃。经常是笑声、掌声不断。连一些工人家属都抢着提问题。当然也有人跳出来和他对着干的,说你张爱萍讲的是“今不如昔”,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说:“好啊!你当面讲也行,背后讲也行,到中央那里去告状也行!”
一个领导人的魅力就在于公众之中。在公众场合敢不敢、能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能不能形成感召力,影响力,使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把选票投向自己,这是衡量西方政治家的标准。其实我们老一代的领导人在他们青年时期也都是这样的。父亲在电视上看到有些领导人在学生的质疑下张口结舌,他说:
“到人民中间去,和群众对话,面对面地宣讲自己的主张,了解他们的疾苦,解释我们的政策,影响他们,启发他们,动员他们,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本事,当年不都是这么干出来的吗?群众愿意听你讲话,愿意和你对话,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刁难你的人总是有的,只要正义在手,走到哪里都不怕他。我看了电视后,给中央写过两次信,建议中央领导带个头,省市各级领导干部,工青妇,人大、政协的领导同志,都走到人民中间去,不要搞什么讲话稿,可以事先准备一下,和老百姓对话,这也是衡量干部水平,认识干部的好方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传统都丢掉了。”
当对陈保定的采访快结束时,他感慨地说:“那时真辛苦啊!白天开会,晚上碰头,生病住301,他就把会开到医院里。遇到问题,当即拍板。汇报时,他看卢厂长不对劲了,一问,说是胃痛。张问吃的什么药,他说没什么好药治不了。张马上说有进口的胃得乐,行不行?当时就要我坐着他的红旗车到301去拿。汇报说13所的郝复俊病了,到了肝癌晚期,他说,散了会我去看他。老郝见到张爱萍,激动地说,你还记得我们这些人,要是再给我点时间就好了,我还能为国家干很多的事。汇报到二院有六七十对长期两地分居的,小孩上学解决不了,他当即要通了北京市长吴德的电话,说一会儿我去找你。吴德问张老总有什么指示,他说,要户口。连幼儿园他都要去走走。二院一些工人没房子,许多中年知识分子的家挤得连人都进不去,他就调了两个工兵营来给大家盖房子。一切为了那发导弹。日以继夜,雷厉风行,关心群众,什么是一个真正的老共产党员,不是电影上的,230厂的干部、工人都看在眼里了。”
“他把我留在230厂整整9个月,不让我回来。他对我说,把我们的目的告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们。我是个革命的幸存者,很多同志在我身边牺牲了,我是为他们活着的,还有什么不能舍弃!听得人热泪盈眶。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谈起这些往事,230厂好多老人仍非常激动,他们说,像他这样拼命干的人现在没有了!他们问,张主任身体怎么样?告诉他我们想他。
“在张爱萍身边的这段日子,我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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