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这么多年了，除了反党分子、叛徒特务外，哪里听过有人称父亲是同志呢？同志，这个名称对我们已经是遥远的回忆了。
王胡子听明来意后，很老到地说：“这样吧，你们写个信，做个检讨，总得给老人家一个台阶下嘛。选宁、选基（注：分别为叶帅之子、侄）常来我这里，先递给叶帅，再由叶帅递给总理。你们看，这样行吗？”
我们开始给父亲找错误了，可他到底犯有什么错误呢？看惯了大字报上的口诛笔伐，可这时真还找不出一条应该算在他头上的错误。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他在红14军时期，曾参加过苏北农民暴动，这就算上一条吧。于是写上：“历史上执行过立三路线。”
王胡子看到信后，当场就说：“不对，立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间只有3个月，是1930年的6月到9月，红14军打泰州是年底了。应该改成：‘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似更为准确和严谨。”我们说，这样写，错误是不是说得太轻了？王说，谁知道他看不看，就这样吧。谁说王胡子是个粗人？
1972年3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我们的申述信上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如需治疗可送阜外医院。周恩来于3月31日”
1972年4月7日上午，卫戍区北新桥小院。一大早，我们全家人就等在那里了。一个老人出现了。他满头稀疏的白发，面部浮肿得连眼睛也睁不太开了，两只手臂夹在腰上，慢慢地挪着步子，因为没有裤带，也没有鞋带。他差不多连路都不会走了！
但这确实就是我的父亲，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前线司令员，开国上将张爱萍！父亲，5年来，我们积攒了多少话要对你说，可现在，这一切都化作了泪水。
什么话都不要说了，也不知从何说起，一家人相偎在一起，只是流泪和抽泣。本来规定是监视会面的，但现场卫戍区的人纷纷离开座位，这样悲恸的场面，没有人看得下去。父亲的话语反应非常迟钝，他说：“好多话想说，但不知怎么说。”5年的单独监禁，没有人可以说话，好多词汇都忘记了。
否极泰来，本应该是欢笑。他说：“笑起来，脸上都觉得发硬发僵。5年了，没有笑过。”5年的与世隔绝，许多词汇忘记了，甚至连笑的反应都消失了。生命有时特别脆弱；有时又特别顽强。
父亲在狱中写下了他最后一首诗：“春阳日和耀眼红，松柏竹梅生气冲。寒流难斫蓄芳蕊，风雨过后更葱茏。”
在阴暗的牢笼中关得太久了，春天的阳光啊！照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松柏竹梅，指我们兄妹四人，磨难过去，家人安康，应该是他做父亲最大的心愿了。他说：“最使我欣慰的，是你们没有颓废，顽强地生活下来了。”
当他知道林彪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时，他写道：
“洞中朦胧世奇变，说是冰雪已将融？”
真奇怪，有千言万语要说，但不知为什么，最想告诉他的居然就是这件事。也许这也是他最想听到的，果然，诗的最后两句是：“令我精神重抖擞！更觉团圆意味浓。”
关押期间，父亲跌断了腿，周恩来批准入院治疗，因未解除监禁，化名“张绪”。1972年11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总理问总参两位领导人：“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
二办写了关于张爱萍问题审查报告，我见到的只是草稿，未见到正文。共分五个部分，一、通敌问题可以否定；二、日特问题可以否定；三、假党员问题可以否定；四、两次被捕未发现叛变行为；五、犯有美化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
1972年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
1975年10月7日，中央专案审察小组第三办公室做出了关于张爱萍同志的审查结论：“根据中央军委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于1967年12月25日监护审察，1972年11月解除监护。经调查核实，张爱萍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
周恩来批准了这个结论。
父亲说：“被抓进去那天是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的生日，但他们一定要写在25日，随他们吧。”
宣读了父亲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父亲说：“强盗把你抓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对他，看来5年的关押还不够。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父亲再次被打倒。
1976年4月21日，汪东兴在三办关于张爱萍同志审查结论材料上批：应重新审查结论，请中央三办研究处理。
从档案材料上未见三办重新搞审查结论。也许是来不及了吧。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
1977年10月27日，中央三办建议不要再重新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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