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他对毛泽东的认同是理性的,不是盲目地带有个人色彩的,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必然会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生出疑虑。只不过,毛泽东伟大成就的光环一时还不能使他更清醒地去思考。
父亲说:“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人)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在庐山,彭老总是不该说你是小资产阶级,但把人家整成这个样子,没有道理嘛。”
“彭那时搞海防,要增加一个连都很难,但林上来后,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时候报过多少次,都打回来了,但林上来再报,一下子要增加上万人,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通过的,但二话不说,就批了。对彭对林,就是不一样嘛!”
“还有对罗。为了拉林彪,就由得他把人家往死里整,党内还有正义吗?还讲一点原则吗?”……
耳闻目睹的这些片断,给他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许,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在胜利成功的喜悦中,在对领袖的信仰和崇敬爱戴中,对这阴影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还来不及思索,甚至也不愿意去思索,但现在,在这斗室的方寸之地,这些因果缘由开始慢慢地浮现出来了。
他结合自己在方巷搞社教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说:“用毛泽东思想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启蒙他们的觉悟,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信念。我在方巷搞社教,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认识。但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搞大树特树,搞四个伟大,还有什么……(插话:三忠于四无限)对!就是这些,由此导致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是反对的。”
他特别强调说:“同时,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从庐山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简直是奸佞当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这里都搞不出名堂,过去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渺茫。”
“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这个党。”
这不仅仅是父亲个人的看法,党内许多正直的领导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在那种情况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95~296页、372页)
邓小平把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他说: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
在过去了的近半个世纪里,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思想和巨大的领袖感召力,塑造了我们的国家、生活和时代。我们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骄傲。毛泽东在我们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他是一个象征,一种信仰,一尊神。我们像一群依赖父亲的孩子一样的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他安排,虽然毛泽东自己未必就愿意这样,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自己编出的这个神话。当终于有一天觉得被这个伟大的父亲抛弃时,我们曾惶恐过。也许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成熟得更快,尤其是那些曾和毛泽东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一代革命家们,那些曾经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追求大同社会理想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们,当他们面对这种种非理性的现象认真思索时,当他们面对生死而重新审视人生时,他们才分得清作为信仰的毛泽东思想和作为肉体凡胎的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终于在他的脑海里,从神,又回归到了人。
漫长的铁窗生涯,给了父亲思考的机会,在匆匆忙忙的人生旅途中,他终于可以静静地来审视自己的一生了。他说:“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看到了自己一生中经历的许多往事。”
现在,他可以相信自己了,他活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他为这个党、这个国家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战争年代,他几负重伤,从死亡线上走过。和平时期,他为军队现代化奋斗,为国家创造了核武器的神话。他确实尽力了,他没有做错什么。“文革”刚发生时,他相信触及灵魂改造思想,被关押后,他认为是奸佞置他于死地,他总有一天能为自己讨还清白,可现在他明白了,他不需要这些,不需要还他什么清白,他相信他自己,他还是他,是你们变了,是你们丢掉了自己曾经追求过的理想,把这个国家,把这个党当成自己的封建王朝。
他说:“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他说:“经历了‘文革’,是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这大概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给予他最宝贵的人生财富吧。
他在狱中写道:
问君此生曾虚度?十五走上革命路。
枪林弹雨无反顾,建设祖国不停步。
无媚骨,自揣年华未虚度。
父亲从此再没有给中央写过一个字,再没有给专案组写过一个字,他再也不请求复查,再也不要求上面派人来听他申诉。他说:“我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
他的心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平静如水。如果说,“文革”前,他的内心还有过对功名的冲动,还有过对事业成败的浮躁;在狱中,还有过对洗刷自己的渴望,对自己冲动时失言的懊恼,现在,则完全没有了。
他,只剩下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活着出去。他说:“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我个人也许无法扭转这一切,但我恪守我的信仰和做人的准则。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要把你们都找到,我们一家人走得远远的。”
在幽暗的监狱里,父亲想到了38年前,他在长征路上经过的地方,那是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北盘江,江边有一座山叫关岭。当年他率领红11团抢渡北盘江,掩护中央大队进入云南。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他登上关岭,举目远望,他回忆说:“当时就觉得那地方太美了,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我想,假如我能活着出去,就和你妈妈一起到北盘江的江边去。怎么生活呢?可以开个照相馆,叫夫妻照相馆吧。了此残生。”
大彻大悟。只有经历了炼狱的人,才可能获得如此的彻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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