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他对毛泽东的认同是理性的，不是盲目地带有个人色彩的，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必然会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生出疑虑。只不过，毛泽东伟大成就的光环一时还不能使他更清醒地去思考。
父亲说：“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辨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人）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在庐山，彭老总是不该说你是小资产阶级，但把人家整成这个样子，没有道理嘛。”
“彭那时搞海防，要增加一个连都很难，但林上来后，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时候报过多少次，都打回来了，但林上来再报，一下子要增加上万人，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通过的，但二话不说，就批了。对彭对林，就是不一样嘛！”
“还有对罗。为了拉林彪，就由得他把人家往死里整，党内还有正义吗？还讲一点原则吗？”……
耳闻目睹的这些片断，给他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许，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在胜利成功的喜悦中，在对领袖的信仰和崇敬爱戴中，对这阴影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还来不及思索，甚至也不愿意去思索，但现在，在这斗室的方寸之地，这些因果缘由开始慢慢地浮现出来了。
他结合自己在方巷搞社教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说：“用毛泽东思想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启蒙他们的觉悟，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信念。我在方巷搞社教，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认识。但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搞大树特树，搞四个伟大，还有什么……（插话：三忠于四无限）对！就是这些，由此导致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是反对的。”
他特别强调说：“同时，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从庐山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简直是奸佞当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这里都搞不出名堂，过去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渺茫。”
“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这个党。”
这不仅仅是父亲个人的看法，党内许多正直的领导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在那种情况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95～296页、372页）
邓小平把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他说：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
在过去了的近半个世纪里，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思想和巨大的领袖感召力，塑造了我们的国家、生活和时代。我们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骄傲。毛泽东在我们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他是一个象征，一种信仰，一尊神。我们像一群依赖父亲的孩子一样的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他安排，虽然毛泽东自己未必就愿意这样，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自己编出的这个神话。当终于有一天觉得被这个伟大的父亲抛弃时，我们曾惶恐过。也许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成熟得更快，尤其是那些曾和毛泽东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一代革命家们，那些曾经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追求大同社会理想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们，当他们面对这种种非理性的现象认真思索时，当他们面对生死而重新审视人生时，他们才分得清作为信仰的毛泽东思想和作为肉体凡胎的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终于在他的脑海里，从神，又回归到了人。
漫长的铁窗生涯，给了父亲思考的机会，在匆匆忙忙的人生旅途中，他终于可以静静地来审视自己的一生了。他说：“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看到了自己一生中经历的许多往事。”
现在，他可以相信自己了，他活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他为这个党、这个国家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战争年代，他几负重伤，从死亡线上走过。和平时期，他为军队现代化奋斗，为国家创造了核武器的神话。他确实尽力了，他没有做错什么。“文革”刚发生时，他相信触及灵魂改造思想，被关押后，他认为是奸佞置他于死地，他总有一天能为自己讨还清白，可现在他明白了，他不需要这些，不需要还他什么清白，他相信他自己，他还是他，是你们变了，是你们丢掉了自己曾经追求过的理想，把这个国家，把这个党当成自己的封建王朝。
他说：“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他说：“经历了‘文革’，是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这大概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给予他最宝贵的人生财富吧。
他在狱中写道：
问君此生曾虚度？十五走上革命路。
枪林弹雨无反顾，建设祖国不停步。
无媚骨，自揣年华未虚度。
父亲从此再没有给中央写过一个字，再没有给专案组写过一个字，他再也不请求复查，再也不要求上面派人来听他申诉。他说：“我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
他的心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平静如水。如果说，“文革”前，他的内心还有过对功名的冲动，还有过对事业成败的浮躁；在狱中，还有过对洗刷自己的渴望，对自己冲动时失言的懊恼，现在，则完全没有了。
他，只剩下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活着出去。他说：“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我个人也许无法扭转这一切，但我恪守我的信仰和做人的准则。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要把你们都找到，我们一家人走得远远的。”
在幽暗的监狱里，父亲想到了38年前，他在长征路上经过的地方，那是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北盘江，江边有一座山叫关岭。当年他率领红11团抢渡北盘江，掩护中央大队进入云南。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他登上关岭，举目远望，他回忆说：“当时就觉得那地方太美了，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我想，假如我能活着出去，就和你妈妈一起到北盘江的江边去。怎么生活呢？可以开个照相馆，叫夫妻照相馆吧。了此残生。”
大彻大悟。只有经历了炼狱的人，才可能获得如此的彻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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